“其实您真不必跟我来。台北总医院那么忙，林司令的老毛病又反复无常，您该在他身边。”

        “坐好，等您当上战区司令再命令我。检查体温。休息15分钟，再去你该去的地方。”

        储教授说话向来带刺，习惯也就好了。钟不悔无奈地看着教授打开随身皮箱，拿出温度计。皮箱里还有一只手枪，58mm。

        医生的皮箱里本不该有枪，但作为前线指挥机关首脑人物的保健医生和战区军管委员会“四防”办的重要成员，他单独外出时被绑架的可能性丝毫不低于中央军委委员。另一方面，专业技术上校本身就是现役人员，配枪并无不妥。第八战区军务部签发的执枪特别许可，此时就和枪放在一起。有关部门也论证过保健医生枪杀首长的可能性，结论是：保健医生有一万种杀死首长的办法，不差这一条。

        “真到用时来得及吗？放箱里不如不带。”

        “肚皮本来就沉，裤带再吊着个，不舒服。”

        “倒也是”

        钟不悔下意识地松了松裤带。警卫员见状，走过来。钟不悔摆手制止道：“吊着吧，不带枪的将军好意思见人么？”

        18分钟后，是据说关于花莲空投补给联合行动的会议。储教授在会场外寻到一僻静之处，倚着氧气袋，翻看《新生台北》。刚坐下一会儿，便看见钟不悔的专职秘书走出会场，关上门。

        和一般领导干部以各种名义配备相对固定的非编制秘书不同，钟不悔中将是中央明确可以配备专职秘书的“正部级和军队副大区职以上干部”。战争爆发前夕，中央又将前线首长专职秘书的人员编制和组织关系全部收归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局。依照相关战时条例、条令，往常的军事会议，专职秘书都要全程旁听，做好速写、整理和归档工作。

        “连你都不能在里面”储教授故意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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