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依旧沉默地敬了个礼，转过身，小跑几步到队列前，招来包括分部直属警卫连一排排长在内的几名尉官，咬了咬耳朵后，各自带队登车。

        望着满载士兵和各式火器的车队远去，海明摸了摸鼻子，偏头对军务科长说道：

        “动员名单移交机要科，不要存根。剩下的没你事。”

        “明白。”

        “红蜘蛛”三中队队长佟国伟少校是在三天前回到台北的。

        之前，他参于了“红蜘蛛”驻台北特遣队在敌占区高雄实施的某项绝密任务。任务即将结束时，“红蜘蛛”分成了两拨人马。一拨由他带领，经我军控制的台南秘密空运，返回台北休整；另一拨由蒋云继续带领，留在高雄，此后便再无联系。

        在那三天里，台北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只有一件与“红蜘蛛”有关。

        军委命令：总参二部五局常务副局长兼“红蜘蛛”部队长胡安上校升任第八战区司令部二部部长；新任部队长到任之前，“红蜘蛛”留守部暂由总参二部专职副参谋长王达明少将直接指挥。

        例行工作汇报时，佟国伟见过“带头二哥”王达明一面，此后便一直呆在“林指”总务组安排的“红蜘蛛”留守部秘密营地，足不出户。

        早上刷牙洗脸看报，上午在电话里跟受伤队员聊聊护士们的颜值问题，下午配合总参二部政治部给牺牲队员家属写信报平安，晚上和中队教导队一起对两名第一次开杀戒的队员进行心理辅导，晚上10点整准时上床变猪。恶战之后的日子，就是这么单调乏味地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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