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雷县长挤走了谢书记，原想只等着扶正当书记，独占鳌头。但两次都未能通过民主测评。在同僚们看来，这人“比较粗鲁，做事霸道，作风蛮横，难打交道”，下属则感叹，“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雷没想到谢书记前脚调走，刘书记后脚就调来了，且是空降的省官。他没能被扶正，还是县长。心不甘情不愿的他，反过来就把气出在刘书记身上。他将人事与经济，两大实权部门紧握在手上，让本来分管这两个重要部门的部长成为了“摆设”，且工作中和刘书记百般不配合，在一些事上摩擦不断，越发纠结，不仅是互不支持，而是互相掣肘，互相拆台。

        雷毕竟是县长，又掌握人事权，令袁焕轩在文化馆坐冷板凳，书生失意，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被人赏识是有条件的，有货可卖才有买货之人，肯下死功夫，努力积累学问是最起码的条件之一。货真实用也得遇见识货，且能出高价者，这人还必须处于急等着使用的状态。机缘巧合是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年月，人际关系说简单就非常简单，象阳光一样透明，说复杂就特别复杂，象阴沟一样黑暗。没有复杂关系的人，就只能耐心地等待简单的机会。

        刘书记是从省城下来的，与雷县长毫无瓜葛。这人年轻气盛，道行还浅，颇有些学院派的自以为是，对从基层摸爬滚打自学成才的秘书不满意，干部不信任。仅半年，刘书记就去省城母校选了一个应届毕业生当秘书，从此两个书卷气十足的人，推出一系列超前的行动，建宾馆，宁可亏本钱也要搞工程，建县委大楼，宁可贷款也要维护形象，企业停产，政府代交，宁可贷款也要纳税，修街道，修河堤，宁可贷款也要出政绩，让全县三十多万人每人欠下数十万元债务。

        最主要的政绩，就是让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述职报告中脱了贫。

        荒唐。滑稽。拍案惊奇。年轻一代与老一辈大大不同，特点就是琢磨上级领导，投其所好，且敢想敢为，追求虚功假绩，表现出顾上不顾下，不顾实际情况，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之所以能够顺利搞起来，就因为这样的领导太多了，所谓人多势众上下同心，官官相护老百姓就奈何不了，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那么多老百姓却没能让一个领导饿死。荣誉装了一箱子，罪孽堆成一座山，自古官场都这样，一个个升官发财便证明他们没做错过什么。

        后患无穷，果不其然就给接任者出了一个大难题，既然脱了贫，不仅上面有形的救济，扶贫之类下拔的款子一年减少几百万，还有无形的优惠条例，政策倾斜之类也没了份，这个损失怎么算也是几百万，而且过去照顾性质的减免类税费，如今一律必须按章上缴，这样一年又增加几百万的负担，如此增加，这般减少，那数目便不止几千万，县里的贫困照旧，谁都不能象变戏法那样变出钱来。

        于是乎，下届领导的中心工作，就是让这个报表上脱了贫的“富裕”县，如何恢复国家级贫困县的实际身份。在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之下，领导展开积极的活动和频繁的跑动，终于使贫困县的身分得以再度确认。

        上面对贫困很重视，多次组织官员下来考察指导，拨给专款扶贫助困。但问题是，下面穷得太厉害，把大部分专款填补了财政空白，予以解决干部吃饭住房办公用车之类的问题，而没能扶持工业农业商业及旅观光业。只有每日消费，吃住用设备开销，没有长年产出，固定的税源支撑，贫困便得不到有效改善。

        拨下专款，上面自然要派人来检查，但下面的人也不是白消费的，有很多高明的招数以对付，玩一些猫腻就把上面蒙住了。其实上面的人，也知道一切都是游戏，毫无秘密可言，可既然是游戏，必定含有大家应该遵守的公共规则，也没法认真起来。国家的钱就是公共资源，不给这个县，就会给那个县，不用在这种地方，就要用在那种地方，反正钱就是用来消费的嘛。

        上面来人，下面热情接待，盛情款待，一走一过，吃了拿了要了，满载而归，还能说些什么呢？也难怪，上上下下的人都是国家干部，国家的钱就是提供给干部使用的，干部是消费群体，而不是纳税群体。扶贫助困，又不用干部私人掏钱包，所以使用与监督起来，都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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