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换了极个别脑子不清醒的皇帝，可能会觉得“都是朕的，朕不给你不能拿”，但早就说过，朱翊钧从来不是这种人。

        在没有受到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朱翊钧就有两大优点：一是如果要你办事，他就肯放权，如果有人影响你办事，他还会给你排除影响，让你能全力发挥；二是他并非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而是颇为人性化。譬如对李成梁，明明后期过错很大，但他依旧考虑到李成梁的前期功劳而愿意压下各种弹劾，保李成梁善终。

        高务实深知朱翊钧的性格，因此故意露出这些“破绽”，作为某种交换条件让朱翊钧来选。很显然，朱翊钧认可了这些交换，甚至主动提出诸如晋爵、教导太子等更好的条件。[注：教导太子意味着“将来”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在皇帝看来是一种优待。]

        以上这些都属于权力运行逻辑相关的事，朱翊钧能够想得明白，对于高务实的暗示也能心领神会。但是，诸如“临清钞关榷税额度不能继续提高可能是因为运河贸易已然见顶”这种事，朱翊钧就一时无法理解，需要高务实解释说明一下了。

        其实临清一地的兴起本身就依托于运河，如果是在原历史上，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临清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繁荣时期的临清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税收来源地。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抚陈济就向明成祖建议：“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成祖接纳其意见，开始在临清等地征收商税。由于商旅齐聚，车船辐辏，明廷收税颇丰。

        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明廷设置“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其中“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

        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又将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后来，临清钞关几经废置。鞑清趁乱入关之后，继承明制，清廷亦设临清钞关。

        可以说自临清钞关设立以来，它为明清两朝的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中前期年收税银四万多两，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高，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当时全国漕运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

        鞑清前期，临清虽不及明时繁华，但仍为清廷一处税源重地。如乾隆年间，除原有钞关外，又以查收“一切绕道货税”为由，在临清增设四处关卡。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钞关……其时所解款数，多或六、七万，少或二、三万，其余浮收均归中饱矣。故时有‘够不够，六万六’之谣。”

        每年漕运时期，临清就呈现出“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的壮观场面。明时，李东阳曾在《过鳌头矶》一诗中形象的描绘了临清的繁荣景象：“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