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母家的义文大哥更是忙前忙后。二伯去世早，义文大哥一直把我父亲尊称为“父”，父亲病重，大哥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在棉纺厂做维修工，工作之余就多方打听有益于父亲调养的药方食方供家人参考采用。他总是恭敬地聆听父亲讲述，陪父亲聊他想聊的话题。他的未婚妻也十分知情达理，协助义文大哥照顾我们。

        三伯在远离城厢的招待所做厨师，尽管工作忙，但只要有空，三伯就亲自下厨给父亲调换口味，同时叫上周家表叔（父亲他们的表弟），一起陪父亲回忆童年的美好时光。

        四伯除了安排好父亲的住宿，还想方设法搞一些土特产让父亲品尝，以此来舒缓病痛的折磨。四伯还同其他亲戚一道联系城关小学，让二姐和我在那里借读，以免耽误学业。

        大姨这边只要忙完手里的活计，她都会走上十分钟的路来看父亲，我们到她家也是无拘无束，想吃就吃，想玩就玩。

        舅舅忙于县里的宣传报道，总要下基层采访。作为母亲的娘家人，他心痛自己的二姐，也心痛我们全家，对于我们在麻城的生活安排，他总是体谅父亲这边亲戚的感受，更多地尊重他们的意见。舅舅总能和父亲聊一些更具哲理性的话题，达到交流思想、相互启发的目的。

        舅母时常把我们带到她工作的变电站去玩，到了休息日，舅母会把我们全家接到家里，做我们喜欢吃的肉丝面，有时还让爹、奶（舅母的父亲母亲）炖鸡汤为我父亲滋补身体。

        那段时间，我们充分感受到亲人们对我们全家深深的挚爱和浓浓的亲情。

        我们在麻城避难的两个月，也是中国政治格局乾坤扭转的重要时刻。这个时期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足以载入历史史册，那就是毛主席逝世以及“”垮台。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是9月9日下午4点播出的。中央台事先已经反复预告将有重要消息播出，所以父亲也是准时收听了告全国人民书。

        当时，我和二姐从借读的城关小学放学，一起去老屋看父亲。这时，县广播站正在转播中央台的广播，架在大礼堂周围的高音喇叭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遍整个县城。我一边听着广播，一边下意识地抬起头，寻着阳光照过来的方向看太阳，发现它依然那样耀眼夺目。我百思不得其解地寻思着，老师总是教导我们，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逝世了，是不是太阳也要落下去呢？这种疑惑那段时间一直困扰着我。

        作为党培养出来的干部，父亲对毛主席、共产党怀有深厚感情，主席的逝世令他万分悲痛。他和舅舅和义文大哥都谈到，想想旧社会那些动荡艰难的生活，再看看眼下，老百姓有饭吃，孩子们有学上，消灭了阶级压迫，能够过上这种安定的生活，要真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社会主义制度。他还兴奋地说，如果他能活着退休，就一定搬回老家住，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建设出力量。听到父亲讲这番话时，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我在老家最好的玩伴是舅舅的儿子，名叫金立章。立章小我一岁，人长得瘦，但个头始终比我高。他力气大，人也勤快，小小的年纪，就能够帮着爹、奶给自家的小菜园担水挑粪。我俩在一起，他总能想出好玩儿的点子，比如到鼓楼那边看姨伯他们崩爆米花，或者到大沙河岸边捉小鱼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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