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伯在饮食服务公司当经理。这是个集体所有制单位，据说是解放初期县里将多个个体餐饮摊位组织起来合并而成。

        四伯母解放前就许配给张家做童养媳，解放后一直没工作，只能在饮食服务公司打零工。解放前，张家有两个童养媳，三伯母也是。那时，欺压、虐待童养媳司空见惯，但在张家，三伯母、四伯母她们却能受到良好待遇。解放后，童养媳的旧俗被明令禁止，在《新婚姻法》的宣讲过程中，奶奶还因善待童养媳被政府点名表扬。

        我们一家的到来着实给四伯一家带来诸多不便。四伯有两儿两女，年龄和我家姐弟相仿。一下子多了五口人，房间肯定不够用，但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四伯把采光最好的西南厢房腾出来给父母住。我们姐弟三人则被安排到其他亲戚家去住。

        除了父亲这一方的亲戚，我家在麻城的至亲还有母亲这一方。

        母亲上有姐，下有弟，家中姐弟三人，母亲排行老二。我们的外祖父早在母亲只有几岁时就因痨病去世，外祖母则是在1969年过世。

        大姨家和舅舅家都住在城里，两家相隔只有几百米，相互来往比较密切。

        大姨一家三儿两女共七口人，姨伯（姨夫）以做小买卖为生，没有固定收入；大姨也无业在家，除了洗衣做饭，平日靠养猪喂鸡补贴家用。孩子多，又没到工作年龄，家里经济条件不怎么好，但大姨天生乐观，总是面带微笑。

        舅舅家的条件也一般。舅舅师专毕业，擅长写作，是麻城县委专职宣传干事；舅母在变电站从事记录员工作。舅舅的四个子女中，大女儿大我一岁，再下面的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比我小。

        为了让我们这一家在麻城住得安心，两方亲属商定，除了安排父母住老屋，我们姐弟三人先安排在张家亲戚这边儿，以后随意。

        从8月下旬到10月底，我们一家在麻城老家住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每家亲戚都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眼见父亲在一天天在消瘦，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都想尽可能地分担父亲的痛苦，让他多一分高兴和快乐。

        姑姑作为父亲唯一的姐姐，看到自己最小的弟弟深受病痛折磨心里极为难过，多次伤心地掉下眼泪。姑姑家在袁家厂，离冷家巷步行只要5分钟，所以几乎每天她都会来看望父亲，她时常还把父亲带到自家，给父亲做他喜欢的饭菜。她把对父亲的疼爱深深埋在心里，为了不让奶奶有所察觉，她还刻意哄骗奶奶。对于我们姐弟三人，姑姑更是格外怜爱。她知道我们爱吃她炖的鱼，就总是催促姑伯（姑父）去到远一些的水塘捕更多的鱼。

        二伯母不善言语，与人无争，总是盼着我们姐弟三人能来，好给我们做我们最爱吃的盐菜炒饭，临走时还叮嘱我们下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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