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到，上述的正式与非正式间转化的帝国逻辑延续至今。在人民共和国时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行共存的情况在各个领域、环节普遍存在。近年来，学者们分析讨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变通”行为，即基层官员采用非正式关系或行为来实施政策要求（孙立平、郭于华，2000；王汉生等，1997），以及上下级间的共谋行为（周雪光，2008）。

        有关当代政府行为的研究工作中，这些非正式制度和行为比比皆是。（吴毅，2007；周飞舟，2007；应星，2001；欧阳静，2011；田先红，2012；荀丽丽、包智明，2007；赵树凯，2010）例如，在计生、环保和村庄选举领域，正式政策与各地在执行过程中的做法大相径庭然而又可以默契共处、相安无事。（周雪光、练宏，2011；艾云，2011）在村庄选举过程中，国家政策与各地的实际落实过程或者在不同时间点上每每不同。（周雪光、艾云，2010）正是这些正式与非正式行为间的相互调整为各地执行的灵活性提供了空间。

        本文强调“非正式制度”的思路有别于以往有关潜规则、非正式运作的讨论。许多研究工作都指出了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行为在政策执行进而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些研究背后或明或隐的思路是将非正式运作看作是正式制度失败的衍生物或象征，即正式组织制度的失败和不力导致了这些非正式制度或行为的盛行，或者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或补充机制。

        本文提出的中心命题是：非正式制度不是正式制度的补充机制，也不是后者失灵时的补救机制，更不是后者失败的负面效应。恰恰相反，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两种互为依存、并行运作的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不同时点上转化。正如税收领域所示，在某一时点上强化正式制度的举措（如并税式改革）导致权力向上集中；与此同时，我们不难预期在随后时点上非正式制度的复活盛行，以便缓和正式制度与地方灵活性之间的紧张。

        然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内在的紧张。非正式制度运行可能会超越帝国预期的边界：非正式制度繁衍可能助长地方性势力，导致“地方化”倾向，威胁帝国一统性；而非正式制度的呆滞不力则导致“有效治理”弱化，产生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威胁到帝国的稳定性。因此，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表现出周期性调节的演变趋势。并税式改革正是反映了这一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的收缩阶段，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举措。而各种杂税一旦“正式化”，纳入正税，则难免僵硬呆板，压缩地方灵活性空间，迫使这一体制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灵活性缝隙。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调节、转化机制是什么？我们下面转向这一问题。

        （三）名与实：治理机制间的转化

        上述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隐含着国家治理中象征性权力（名）与实际权力（实）之间的共生、分离和相互转化。“名”在这里指皇权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前者至高无上权威的象征性意义，不容怀疑，不容挑战；而“实”则是指在官僚体制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所在。名与实即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与转化是理解帝国治理逻辑的另外一对重要的概念。

        在中国历史上，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或名与实之间在许多情形下若即若离或松散关联（loosecoupli

        g），这是帝国治理逻辑的一大特点。我们可以从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角度（aghio

        amptirole，1997；dixit，1996；周雪光、练宏，2012）对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和延续给出一个解释：因为委托—代理关系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性引起的交易成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无力制定严密完全的合约；即使完全合约可以制定，但事后监管的成本昂贵，无法有效实施。

        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很大，即剩余控制权更多地放在地方政府手中。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有着不完全合同特点，无法将所有情况及其对策明确写入“合同”并有效实施。在上述情况下，有关信息、监督、考核的交易成本急剧上升，实际控制权不得不更多地转向有信息的一方，即地方政府。这意味着，帝国体制中同时存在两种权力，即正式（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实际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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