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丰臣秀吉不甚宽容的宗教政策，在万历十九年春，范礼安和日本使团受到丰臣秀吉的接见时，日本国内反对天主教会的人坚决地认为范礼安的使节团是假冒的，并说范礼安根本没有离开过日本，丰臣秀吉于是命令范礼安立刻返国。

        从此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

        “此事却是新奇。”

        朱翊钧故作镇定地开口道，

        “朕倒想见一见这位带领倭国使团游历欧罗巴的传教士。”

        “倭国使团滞留我中国，朕本就应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前去接待，如此方不失我天朝大国之威严。”

        朱翊钧的想法是这样的，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去澳门，就是把接见传教士提升到了外交的高度。

        一旦涉及了外交，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广东地方官员，都不好随意插手阻扰。

        何况万历十六年的丰臣秀吉还在为了完全统一日本而四处奔忙，就算是想以此为借口提前伐明，客观条件也不成熟。

        再者，历史上的大友宗麟之死的确是此后日本日渐闭关锁国的原因之一，但真正隔断日本与西方往来的罪魁祸首却是后来的德川幕府。

        丰臣秀吉对天主教徒的更进一步的大肆迫害实际开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圣菲利浦号事件之后，而在万历十六年的眼下，日本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实则并未受到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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