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策改变了明初译字生科甲一体的出身，随后逐渐沦为杂流，即使馆中有表现优异者，升转任职亦皆在鸿胪寺。

        这一变化导致了明朝学习外文的翻译人才质量逐步下降。

        到了晚明，西方书本与技术的翻译和校对还是要靠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正规科举出身的士大夫。

        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明中期开始对翻译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也是为求统治稳定的一个体现。

        四夷馆的译字生虽然是国家外交翻译的后备人才，但是在日常翻译过程中，他们往往被严禁与外国贡使直接接触。

        外国贡时来京，都是主要由鸿胪寺和会同馆负责招待，翻译一般只是起辅助作用。

        这么做的好处是杜绝了翻译“走漏夷情”的发生。

        但由于晚明的夷情总是不胫而走，这一点微末好处对于朱翊钧来说也是无足轻重。

        而这么做的坏处也十分明显。

        原来于宣德元年时，朝廷对民间普通子弟学习外文的态度十分包容，译字生甚至被认作是“科举捷径”。

        但到了天顺年间，由于朝中官员相当反感民间“私自学习，滥求进用”的现象，于是朝廷又恢复了明初的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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