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跳了出来，请求皇帝让韩一良指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来。

        韩一良立刻变得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表现出一副不愿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皇帝准许他密奏。

        不想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皇帝不得不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当面对质，坚持要求韩一良说出那向他行贿“书帕五百余金”的腐败份子究竟是谁。

        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皇帝一再发问，韩一良就扯旧事。

        君臣对峙了几个回合之后，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崇祯皇帝大怒，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将他革职为民。

        韩一良宁可教崇祯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也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就是因为明末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了连皇帝都难以遏制的普遍规律。

        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不够花，所以官员们爱钱有理，他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

        韩一良能诚实而正直地将官员明码标价的受贿事实有理有据地上呈给崇祯皇帝，就是因为他知道以当时的情形而言，崇祯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和手段去根除或惩治腐败了。

        所以朱翊钧对徐泰时主动要求向皇帝阐明马政情由这件事表现得并不怎么高兴。

        虽然徐泰时在史书上的人设的确是“性耿介，敢直言”，但若非晚明的马政坏到了一般境界，徐泰时是决不肯如此慷慨陈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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