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宁继续不停的向步军统领衙门鸣冤叫屈，事情越来越棘手，搞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乾隆帝也坐不住了，召见阿桂问他贵宁屡控不休如何是好。阿桂倒也磊落，回答说：“虚即应治罪。”

        两次权威机构的结论都被质疑，乾隆帝干脆撇开刑部，改派户部和工部的官员，会同大兴县的仵作第三次验尸。户部和工部的官员虽然与阿桂的关系也不错，但比起那帮”知恩图报“的刑部官员毕竟不同，况且此案干系重大，谁都明白，这个案子背后是和珅和阿桂两股势力的争斗，倾向任何一方都不保险，只有“秉公执法”，取得确凿的证据，才能获得乾隆帝的保护。摘掉“有色眼镜”的第三次验尸官员和仵作仔细勘验，得出的结论是：“验得乌雅氏脖项耳际并无缢痕，亦无勒痕，而胸膛有脚踢致命伤一处，显系踢死。”

        乾隆帝唯恐阿桂等人不服，下旨让阿桂、和珅及参加初验、复验、三验的官员、刑部全体堂官同去海升家一起核验。核验之后，阿桂和刑部官员认同第三次验尸的结论。海升等涉案人员面对证据，也只好如实供述，至此案件终于告破。主犯海升被处死，参与初验和复验的刑部官员全部获罪，均被革职发配伊犁效力赎罪。纪晓岚也遭到乾隆帝痛斥，与同去的两名御史一起被严加议处。阿桂“虽无授意嘱托之事，但其意已先存袒庇之见，咎实难辞”，罚公爵俸五年，带革职留任。此案以阿桂完败告终，躲在幕后的和珅大获全胜。

        原先阿桂和和珅虽然也有纠葛，但至少大面上总还过得去，见面打打招呼，彼此问候问候。但海升杀妻案的审结，使二人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公开化。阿桂从心底里讨厌和珅，上朝时都不愿意与和珅站在一起。《清史稿·阿桂传》中记载，“乾隆末，和珅势渐张，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和珅与之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每次上朝，阿桂都要与和珅保持一段的距离，绝不与其站在一起。即便和珅主动找他说话，阿桂也是爱答不理，一脸不屑与之为伍的表情，脚步都懒得挪动一下。和珅倒是不急不躁，泰然处之，因为他知道阿桂拿他没辙。

        阿桂确实对和珅的擅权跋扈毫无办法，海升杀妻案使阿桂的势力受到打击和抑制，朝中群臣见阿桂失势，也就明里暗里与他划清了界限，或者干脆投靠了正得势的和珅。年近八旬日渐衰老的阿桂，也只能用与和珅保持距离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阿桂晚年多病，他对前来探望他的下属说了这样一番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岁了；一辈子做官，位极人臣；子孙在各部为官，都都很有出息；我知足了，可以死了。但我就是不死，我要等皇帝亲政，看着和珅掉脑袋，我才甘心。不然，我真的是死不瞑目。”

        嘉庆二年（1797年）的八月，八十一岁的阿桂病逝，阿桂还是没能活着看到和珅垮台。《清史稿·阿桂传》说他，“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这话说得质朴，乾隆帝岁数大了，偏听偏信，专宠和珅，即使受过无比恩遇位列将相的阿桂也不敢及时进言劝阻，只能落得个未竟其志了。

        但他一语成谶，嘉庆帝亲政没几天，和珅就真的完蛋了。

        军机处中看和珅不顺眼的还有王杰和董诰，二人都是大学士，身居高位，为官正直。

        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状元，满腹经纶，诗文俱佳。董诰则是清朝注明画家董邦达的儿子，家学悠长，擅长绘画。喜欢附庸风雅的乾隆帝非常欣赏这两个人，没事就找来谈谈诗词歌赋、画画梅兰竹菊。

        王杰不仅学问好，而且刚直不阿，做事原则性很强，从不结党营私，更不会不趋炎附势。他比和珅大二十五岁，可谓军机处大臣中的老前辈，整天不苟言笑。和珅倒是总想和王杰套近乎，但每次都碰“软钉子”。一日，王杰下朝回到军机处休息，和珅凑了过来，拉着王杰的手说：“状元的手就是好啊，多柔软啊。”民间有男人手软可以一生富贵，不用操劳之说，和珅说这话是夸王杰有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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