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王杰根本不吃他这一套，迅速抽回手，正颜厉色的对和珅说道：“我的手只会做状元，又不能搂钱，有什么好。”这是王杰在讽刺和珅贪污受贿。和珅闹了一个大红脸，窘迫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磕磕碰碰越来越多，和珅总想搞掉王杰，但是乾隆帝很了解王杰的脾气性格，始终不允许和珅做过于放肆，所以王杰安于磐石，“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

  乾隆帝很喜欢董诰的书画，但更欣赏他为官的严气正性，正派秉直。董诰在和珅大权独揽时，与王杰相互扶持，“耆柱其间，独居深念。”。和珅知道董诰在乾隆帝心中的分量，只能暗中使坏。嘉庆二年（1797年）董诰的母亲去世，董诰回乡丁忧。董诰不在的这段时间，正好是川楚用兵，诸事繁杂，乾隆帝被琐事搞得有些头大，于是想起了董诰在身边的好处，就老是问大臣“董诰什么时候回来？”这让和珅嫉妒不已。一年以后，董诰回京，和珅故意不将董诰已经回来的消息告诉乾隆帝，让他闲着无事可做。董诰倒也是神勇，直接跪到乾隆帝的必经之路旁，见到御撵到来，就大声喊谢恩。乾隆帝一见是董诰回来了，非常高兴，命他暂时代理刑部尚书，处理秋谳诸事和军营纪略，特命允许他穿素服办公，不出席典礼等庆祝活动。乾隆帝怕群臣对此有意见，还特意强调说：“董诰母丧守制已经一年多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得不让他提前恢复工作，大家要谅解他。”和珅想要将董诰和乾隆帝隔离开的“小心思”没能得逞。

  就这样，大清最高国家权利机关形成了这样一种古怪的局面，五位军机大臣分在好几个地方办公。每天上班，阿桂守在隆宗门内的军机处值房，王杰和董诰在南书房，另一位军机大臣福长安则在内务府造办处，而和珅则是“飘忽不定”忙于围着乾隆帝“打转”。可见，军机大臣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彼此提防，这也给了和珅逐个打击削弱的机会。假如其他军机大臣能过团结一心，铁板一块，和珅虽有乾隆帝的庇护，也不至那么飞扬跋扈，气焰嚣张。

  当时虽处于高压之下，但看不惯和珅，敢于与之斗争的大臣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之中成功者寥寥无几，失败者比比皆是，可谓“英雄不多，烈士不少。”但即使是九死一生的成功者，也被掩埋在故纸堆中被我们渐渐遗忘，反而是刘墉、纪晓岚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派”，被当作“智勇斗和珅”的“贤臣良相”，其“子虚乌有”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声声”不息。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吧。

  嘉庆元年（1796年）的一天，和珅的家奴像以往一样赶着主人和珅的豪华马车，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横冲直撞。路人见此皆远远避开，躲得慢些的人则险些被撞抱头逃开。正在巡街的御史谢振定见此，忙令人拦下马车，把驾车人擒拿讯问。不料想此人非但不怕，还口出不逊，不停地叫嚣，说自己是相府的家人。手下人告诉谢振定，这个人确系和珅小妾的弟弟，仗着和珅宠爱其姐，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换做别人，也许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放人放车，扭头走人了。但谢振定早就不满和珅的种种恶行，正寻思杀杀和珅的“威风”呢，怎肯放过此等良机。谢振定以此人竟敢冒充相府家人为名，将其痛打了一顿，并将那辆豪华马车一把火烧了。此举大快人心，路人无不拍手称快。但和珅得知后暴跳如雷，心说谢振定你这是成心和我过不去啊，于是和珅组织心腹官员罗列罪名弹劾谢振定。不久，谢振定被免职罢官。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倒台后，才官复原职。

  还有一位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想从和珅家的大总管刘全这里“碰碰”运气，敲山震虎，“曲线”收拾一下和珅。曹锡宝暗中调查，发现刘全的服饰、车马、房子均有违制之处。刘全穿的衣服、进出乘坐的车马、居住的房子的面积和装修，超过了他的官职的规定，这在那个时代可是要掉头的重罪。一旦刘全的罪名成立，作为主人的和珅自然难逃干系。曹锡宝火速写好奏折，递交皇帝。乾隆帝当时正在承德避暑山庄接待班禅六世，和珅也陪在那儿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