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而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往前走，该怎么走？

        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实学派内部，这些年已经争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当然，这里的争，不是那种革命的争，而是仍旧是在改革的范畴内争论。

        争论的焦点，其实，倒也和法国的重农学派的一些观点有点类似。

        如今在苏拉特，目睹了欧洲正在激变、印度也燃起烽火的这群人，此时正在争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虽然在刘钰的棺材旁，也即便死后原知万事空，但在他的棺材的周围正在因为苏拉特的混乱而争论的这些人，却句句引用刘钰的话来证明自己说的正确。

        关于大顺将来怎么办的问题，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争论了，但这一次因为在欧洲之行和印度混乱的加成，这一次的争论火药味不免更浓了一些。

        “昔日兴国公说过成本、利润的问题，按照这么说，内地地区根本就不该建纺织厂。所有的纺织厂都已经建在沿海地区。”

        “我们现在阔有印度爪哇，如今这世上三分之二的棉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在内地根本用不着种棉花，也根本不应该鼓励百姓种棉花。只要海军尚在，就不可能缺棉，即便说有朝一日印度真的分离出去，他们的棉花总要往外卖的。”

        “既如此，海运成本优势、长江河运优势、海运的粮食优势……种种这些，算起来，无论如何，内地也争不过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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