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可能让大顺这群人，不去欧洲，就理解为什么需要“保护主义”、为什么需要产业保护性关税、为什么会存在“贸易逆差”这个概念。

        大顺这群人，“经济学”的启蒙，源于“废漕改海”这件事。

        正是因为废漕改海，使得大顺的经济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才导致了大顺精英阶层对“经济学”的启蒙思考。

        而且这种启蒙，也带上了浓重的大顺的社会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为，重商主义，管制贸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你可以说，大顺朝廷不懂、或者压根没能力搞什么重商主义、管制贸易。

        但绝不可以说，一个连他妈的铸币权都没有、连关税都压根没意识到保护产业的意义、连关键产业补贴都压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么保护主义、重商主义。

        不管是《国富论》、还是《重农自然秩序》，都是因为“重商主义”而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

        大顺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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