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考据学和经学研究，总结了方法，但成果越来越少。因为儒家经典追到汉经学，其实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难了。

        仍旧还是社会发展，无法指导现实；加之西方科技的传播。

        必然导致这些考据学家，或者是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为了走“以诸子补儒”的路，都会开始转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诸子百家。

        《管子》、《墨子》、《庄子》、《晏子》之类的书籍考证、传播、将那些佶屈聱牙的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译成易于传播的时代文风等等。

        虽然说，杨朱墨翟的学问素来是儒家厌恶的异端，但在明末对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杨、墨二学的“异端度”，降在了佛、释的后面，明末开始就普遍认为“佛释之害，甚于杨墨”了。

        总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学问复兴，结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来一波反思。

        要么，考据学推动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诸子学以补儒，文艺复兴，托古改制。

        而此时的大顺，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被斩断了。

        因为刘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大约二三十万漕工盐工河工的血腥镇压、扬州府淮安府以及运河区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的被迫迁徙，以及对外扩张、东北的种植业商品粮化等等一系列举动，使得出现了理学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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