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仅有外婆和我的那个两口之家不同的是：吃饭的嘴变多了，有了所谓的父亲母亲，还增加了每天必有一架大打出手的姐姐和弟弟。

        唯一不变的是：依旧穿大人改过的带有补丁的衣服，不变的是：饥饿和贫穷，不变的是：上学的山路依旧崎岖不平。

        第二个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最北头有个姓谢的孤鳏老头，整日神神叨叨，张口就是一阵没有板儿伴奏的天津快板。

        曾经无数次，他只要看到我，就会怪笑，自带旋律，说唱就唱：老刘家呀烧了高香，他家黑妞呀可真棒，从小没奶水可尝，生的赛凤仙儿般漂亮，年年第一挂红榜，清华大学能考上。

        虽然看似在村里夸我，但我打心里抵触他。

        远远看到他，还不待听到他的怪唱声，我就会提前掉头绕道儿，去走村外一条包围村庄的泥泞的田埂小道。虽然那条路会路过村里屠户家门口，会遇见那条狂吠不止、连麻绳都挣不脱的、被栓牢在一颗桃树下的脏兮兮的看桃黄狗，它无比忠诚地死守着他家门口独有的一棵桃树上零星的几颗桃子。

        谢老头口中的黑妞儿，在那个年代，不是讲女孩儿肤色黑。

        而是由于我们这些女孩儿是计划生育之外偷生的，所谓的黑户。

        所谓黑妞，是生下来就见不得天日的。

        记忆中的童年，是每当外婆村里有书记、支书、队长等大人物要进村考察时，我就会被姥姥塞到床肚底下，被要求不准出声。

        在那原本漆黑的床底下，我竟然能夜视，我能看见黢黑的小动物，看见蜘蛛从头顶的床梁掉下，慢慢地攀着丝，钻进我的脖子里。

        看见蜈蚣在地面上爬，爬过我的手掌面，然后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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