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丙午年（一九○六）的《革命方略》，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的《中国革命史》，中山先生始终主张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

        “但民国十三年以后的中山先生完全取消这个主张了。试看他公布《建国大纲》的的宣言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藉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

        “他又说：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

        “他又说：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人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口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

        这是中山先生取消‘约法之治’的理由。所以他在《建国大纲》里，便不提起‘约法’了。

        “《建国大纲》里，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开始时期也还没有宪法。如第二二条云：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各到时采择施行。

        “宪法草案既须根据于训政、宪政两时期的成绩，可见“宪政时期”还没有宪法。但细看大纲的全文，二二条所谓“宪政时期”乃是“宪政开始时期”的省文。故下文二三条说：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这样看来，我们须要等到全国有过半数省分的地方自治完全成立之后，才可以有宪法。我们要研究，中山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延迟宪政时期呢？简单说来，中山先生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

        “他在公布宣言里曾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

        “他在建国方略里，说的更明白：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第六章）

        “他又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第六章）

        “他又说：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国民），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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