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节草堂”的这场对话在多年后方披露开来，其时，世人皆震惊、折服于王棣的“高瞻远瞩”，遂以“圣人”名之。而王棣则唏嘘不已，再度追忆起苏大学士，那份拳拳爱护之心值得感怀终生。到那时，他方晓得，当年在杭州凤凰山“琼节草堂”的这场对话，苏轼严词吩咐李格非与高俅不得外露任何细节。这是对王棣的爱护呀，虽说彼时王三郎尚是少年，但因王安石之故，朝野间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敌视王家的，这番言论若被外界获知，王棣定必难承责骂与打压，再难有日后的种种作为。

        东坡居士啊，可谓是他王棣一生之师。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是如此奇妙，王棣虽与苏轼谋面未深，但却是将对方当作可信任的长辈，而苏轼也愿意提拔、佑护他。这种关系，难以名状，可遇而不可求。

        苏轼自是极器重王棣之才，不欲明珠蒙尘，殷殷惜才之心上天可鉴，这日草堂应对，也是借李格非这位当世大文人之口宣王棣之才，是以百般“刁难”，所考校者五花八门，涵盖甚广。

        最后考校的是经义。之所以将经义放在最后，是苏轼知晓王棣这些年私下做的“勾当”。

        数年前在金陵，他便曾就经义考过王棣，彼时对方的应答便每有新意，已是深谙经义之旨妙。这数年来，二人书信往来，其间亦有经义考答。

        首先，王棣的书法日益精进令苏轼咋舌，其字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很显然，王棣的书法上溯魏晋书风，兼采诸家之长；书风则平和雅正、雍容华美。这样的书法已是自成一家，假以时日，必成大气候。

        惊叹之余，苏轼居然有些气馁，世人言书法卓绝者，举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注1）为最，称本朝书法四大家，所谓“苏黄米蔡”是也。然王棣一未冠小子便在书法之道有此造诣，俨然开宗立派，怎不叫他汗颜？

        至于经义，毕竟是书信往来，倒是不会涉及太深。然而他自好友王安礼处得到的另一个信息叫他几近失声：王棣在注释经义，书名叫《四书章句集注》。

        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王家小子的步子，迈的太大大急了吧。

        科举取士，神宗朝以前，进士科考诗赋。到了神宗时，有的考诗赋，有的考儒家经典，因而出现了所谓“诗赋进士”和“专经进士”。究竞是以诗赋取士，还是以经义取士，在神宗时代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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