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吟诗作赋，固然全无实用；死啃经书，又有什么好处？争论的结果，是采取了一项折衷办法，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去岁，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

        苏轼是反对以经义替换诗赋取士的，上《议学校贡举状》称：“……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今进士日夜治经传，附之以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

        但，这并非是苏轼不重视经义。古来读书人，皆明圣贤言。

        注解经义，绝对是大工程，非深谙经义者不能为也。

        但在苏轼及李格非轮番考校之下，王棣神色自如，对答如流，绝对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末了，苏轼叹道：“毋论是诗赋或是经义，棣哥儿今年都可下场一考了。”

        自宋一代，官员选任方式趋向多元，科举取士、恩荫补官、吏人出职、军功补授与纳粟买官等，都是入仕的途径。其中，科考入仕者，谓为“正途”，备受尊崇。而此外入仕者被视为“异途”，在升迁、转任等方面受到限制。

        门荫补官虽不是选官的正途，却是宋代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凡以帝国属官荫奏补入官，成为荫补，宋代荫补名目繁多，有郊祀、皇帝生日、改元、致仕、等等。受荫补对象，包括皇族宗室，台、省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的子、孙、兄、弟、门客等等。

        王棣自是有资格荫补入仕的，但在苏轼看来，以王棣之才，入场科举是必中的，若走其它途径，才是大材小用，万不可取。

        李格非也以为然，笑道：“明春辛未科考，王三郎必成天下举人眼中钉也。”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英宗治平三年，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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