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摆明了是欺负人哩。乡试而已，来年的省试才是真正的转折点。大宋朝牛人辈出，若换作是嘉祐二年的丁酉科会试，即便他有金手指，也未见得能脱颖而出。

        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平常心吧。

        若非知晓历史走向，若非想为这个时空做些什么，他宁愿选择做一个逍遥自在的闲散人等，与世无争。

        通过科举之道谋取官身，也是经过再三考量的。

        虽然知晓过些年当今皇帝亲政后，表明绍述，大力打击元祐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但他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凡此种种，既是年青皇帝脱离高太后禁锢的反攻清算，更是党争的升级版。

        要知道，“车盖亭诗案”就发生在去年。此案与十年前的“乌台诗案”同为“笔祸”，性质也相同，既有个人恩怨，也有政治斗争，但后者远比前者的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这场文字狱牵连甚广，影响也远大于“乌台诗案”。事件始因与经过此处并不赘及，单说说后续事宜——

        首当其冲的是王安石之后官位最高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被一贬再贬，直至认定其所言“文过饰非，妄意幸免，而情状明着，可以无疑”，“词皆虚妄，必不可信”，“乃委曲苟免之词，不足为凭”，“罪在不赦，合寘诛窜”，并已决定将蔡确贬至岭南的新州，以“为今日诫，为后世训”。当时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的说法，是说这四州地广人稀，“炎疠”严重，外乡人到此九死一生。

        高太后接着在朝中展开大清洗，范纯仁罢相，王存罢政，李常、彭汝砺、盛陶等人被逐出朝廷，旧党不仅对政见不同者心狠，对自己人同样不手软，而且把人斗倒还不忘踩上一脚。洋洋得意的刘挚对人道：“范纯仁早有名声，又为司马光所重，现在看来不过是浪得虚名。”文彦博连人父亲都扯了出来，说：“范仲淹不过也是虚名耳。”至此，熙宁、元丰以来两党总体上争而不斗的局面被打破。

        其间，当年“乌台诗案”受害者苏轼的态度很有意思。这时苏轼在旧党内斗中失势，自翰林学士出知杭州。临出发前，苏轼上疏给高太后和皇帝，说蔡确确实涉嫌诽谤高太后，接着建议由皇帝下旨严查，而后高太后出面阻止，不再追究，这样一显皇帝孝心，二显高氏仁德，但未被高氏接受。

        另外，中书舍人彭汝砺认为此开“文饰罗织”之端，多次上疏反对。御史中丞李常、殿中侍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等均不肯弹劾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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