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

        比如，你偷了一个邻居家的东西被捉住，惊恐万分，不知道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个时候，主管司法的贵族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给你量刑，如果你表现好，给你小事化了；反之，往死里整。

        子产决心破除这个愚昧百姓的制度。

        其次，从国家层面来说，如果子产在推行“为田洫”、“作丘赋”等改革的时候，假设有人触犯了红线，守旧势力便会因为心怀不满故意量刑不准、或者有失公允，就会使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而导致流产。

        为了维护、发展和巩固新的生产关系、田制和赋税等改革制度，对改革予以法律上的确认，子产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之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子产这个做法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但同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遭到国内外很多贵族的反对。

        晋国的叔向就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表达了“国将亡，必多制”的观念，本来百姓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现在把法律公布了，百姓就会放弃道德的约束来钻法律的空子（“弃礼而征于书”），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犯罪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衰败。

        子产的回答也很简单——我知道！

        不仅叔向反对，后来的孔子也认为这样做不妥。

        孔子一向最重礼仪，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如何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