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点说，文化是一种帝王之术、管理法则，是一种精神统治工具，它击穿人们的精神内核，把每个人在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价值，通过纲常礼教进行思想上的强制约束，继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的文化，便是一个“礼”字。

        从夏、商的“夏道尊命”、“殷道尊神”到“周道尊礼”，按照孔子的话说，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乐制，是一种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互相认同世代传承的凝聚力，千百年来，“礼”就是中国社会、人生的基本准则，“礼”就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故中华者，礼乐之邦也。

        孔子是礼乐制的绝对拥护者——“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

        文化自信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开启国家富强的唯一密钥。

        自从楚庄王引进中原文化后，楚人便开始享受文化兴国带来的红利，楚昭王能够复国，也是因为楚文化带来的人心所向、笃定内心的精神向阳力，他敏锐意识到，作为南方文化之荦荦大端，礼乐文明正是楚国伟大复兴的重点所在。

        四处碰壁的孔子正是贤能之士，跟随的弟子也是当世人杰，如若楚昭王能得到孔子师徒的辅政，楚国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得知楚昭王将礼聘孔子，弟子宰予、冉有兴奋不已，他们认为如果把孔子的政治智慧与楚国的强大国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宏伟愿望。

        他们也担心清高的孔子不愿出仕于楚，跑去打探孔子意愿：“姜太公隐居修身多年，不改初衷，直到八十岁时遇见了周文王，他才放弃隐居生活，出仕辅佐周文王成就了王天下的伟业。许由则是帝尧时期的隐士，他标榜清高，崇尚自然，终生不愿为世事所累，帝尧让天下于他，他却推辞不受。请问他们二人谁更贤达？”

        孔子是一个主张积极入仕的理想主义者，得到楚国的礼聘也是梦寐以求的大好消息，他对宰予、冉有说道：“各人的理想不同而已，姜太公的人生信仰则是兼利天下，许由的人生信仰是独善其身，他们分别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必要分出优劣高下。不过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关键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帝王是否圣明。当今之世，像周文王一样仁德贤明的帝王已经遇不到了，所以即使姜太公再世，又有谁能赏识重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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