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邀请，谷建芬把以前写过的关于孩子们的歌，挑选了一部分，合订起来，出了一张光盘，在六一节期间，为孩子们献上了她一份礼物。我们的采访是在之后进行的，老人高兴地向围着她的记者们讲她的人生经历，讲她对歌的感觉，讲她的一群得意弟子，诸如毛阿敏等，讲她未来的打算，还讲她的人生故事，我们为眼前这位可敬的老人感动不已，她给大地增加了几十年歌的快乐，让中国人整整听着唱着她一首一首与时代同步的歌走在人生之路上。我为她感动，因为，我们是唱着她的落叶对根的情谊而开始人生之路的。

        孩子们，请你们监督我

        见到谷建芬，是在北京图书大厦。那次，北京的天空隆隆地响着雷声，可是大楼里却充满着温和的读书气氛，就在人流涌动的大厅里，一张老奶奶的脸笑在一群孩子们和热爱她的观众面前，那群孩子们在她的周围快乐地跳着唱着，大人们则围着这位花白了头发的老人，热情地等待着她签名售书。

        “孩子们，我今天是为你们来发光盘的，这是我一生为你们发的第一张光盘，我感到对不起你们。我一生为你们写的歌太少了。”活动开始后，谷建芬款款地站起来，手拿话筒，向大家开始了她的开场白。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春晓》、《妈妈的吻》、《校园的早晨》、《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采蘑菇的小姑娘》《烛光里的妈妈》等等，多少年来，这些歌犹如春风，曾经滋润过孩子们的心田，孩子们唱着它，一代一代地长大后走出校园，走向了社会，而今天的孩子们还在唱着它，开始人生的驿站。

        谷建芬表示，以后，我要每年为孩子们写些歌，从现在开始，请孩子们监督我。

        “我的国家”

        谷建芬一生有过漂泊生活，有过挫折磨难的艰辛岁月，有过创作的新生道路。不管是在哪个时期，谷建芬和她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总是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有一分坚韧不拔的执著。谷建芬说，总结我走过的道路，大体可以这样说，就是基本的暖色人生，不懈的奋斗人生，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国家。

        谷建芬是在日本出生的，她的父母曾在日本生活。等到谷建芬七岁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了相持阶段，有一天，谷建芬在日本大阪一家小店中吃小饼时，母亲却急急忙忙地把她从小店中拉向了远处的码头。谷建芬不解地瞪着眼睛问“要去哪里，”母亲说“回国”。谷建芬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什么国，不知道中国就是她真正的国，走了一路，纳闷了一路。等几天几夜的海上巅波，把她扔在上海的时候，她幼小的心灵里才朦胧地知道，现在才到了自己真正的“国”里。然而，那时的国，是个什么国啊，谷建芬回忆说，当时，一下大连的码头，第一眼看到的是满地的屎便和垃圾，还有低矮破烂的民房，再就是拉着人力车在街道乱跑的人力车夫，招摇过市的长辫子“官员”。这哪里是自己的“国”啊，这让谷建芬好生疑问。可是，这的确就是她的国，六十多年前的祖国。

        谷建芬说，就是在这样的“国”里，我生活了下来，一生就随着自己祖国的命运生活60多年。悲也罢，喜也罢，我都无冤无悔，不管母亲的祖国当年怎么贫穷和积弱，我都没有后悔过，抱怨过，所以我的心里一直是坚强的，暖色的。

        谷建芬从小就喜欢音乐，她觉得歌声是一种很快乐的东西，音乐能给人一种轻松与舒服。1950年，她就考入了旅大文工团，学习钢琴并担任伴奏。1951年考入了后来成为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现为沈阳音乐学院的东北鲁艺作曲系，于1955年毕业。多年的学习，使谷建芬成了新中国音乐队伍中的中坚人才，是共和国自身培养出的大学生。而谷建芬也把自己一生的心血无私地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她说，我的音乐就是我报考祖国的一点资本，我一生毫无保留地都献给中国的音乐事业。

        期间，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她有18年时间都是在江苏农村收割打碾，参加劳动，再没有和钢琴、曲谱打过交道。可是，她说，这时，我心里的那分渴望没有泯灭，我也积累了一些民间歌曲的营养。1976年，我走出低谷，有了创作的权利后，我创作的激情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谷建芬说，我去了拉丁美洲六国，我在那里耳濡目染地感受了当地的音乐氛围，更加激起了我的创作热情。于是我对创作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每天我坐在钢琴旁边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那时候的我每年都要创作近百首歌曲。那时，压抑在我心头的能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有时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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