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雪民拿着联合国的薪水和联合国发给的护照，住着联合国出资在北京租用的房子，根据规定，他与中国的一切往来，包括公文行使，人事往来，也都该使用英文。由此，他应该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可是，当我们采访邵雪民时，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__话是完全的汉语，举手投足是一幅中国人的样子。原来，他是一个在安徽砀山长大的中国人。

        采访这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中国人，从开始到结束，我们都在猜他的岁数。因为冲着在联合国里任职的资历，他怎么都应该过了五十岁，冲出任联合国规划署驻中国的代表这个头衔，他也该有了五十岁。冲中国官员的一般惯例，一个相当于部级高官的人大谱儿都该近60岁。可是，他的样子绝没有60岁，也没有50岁。到了最后，我们才搞懂，他的实际年龄只有36岁。我们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中国的这位“小”代表而吃紧。

        邵雪民2004年10月年出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他是全球第一个派驻在一个国家的代表，是环境规划署基于中国地大物博，对世界环境影响巨大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决策，邵雪民成了这个决策的担纲人。邵雪民说起了自己出任这一职位的过程。

        邵雪民此前在世界银行工作，主要负责非洲等地的项目建设，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五个年头。在这样的高位工作，他是满意的，他没有过调换工作的想法。可是，有一天，联合国的副秘书长陶普菲尔给他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说，邵先生，我们很敬服你，我们联合国规划署想请您出任中国代表。于是，邵雪民以一个基督徒的诚实，向他回了一封信说：“我不接受这个工作。”他的理由有三个，第一，他是中国国籍，虽然他不用申请，就能十分容易地得到美国国籍。根据中国的法律条款，中国国籍的人是不允许出任联合国驻华代表的。第二是身居世行的高位，他没有必要调换工作。第三，当时来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抉择，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搬一次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这封信发出后，过了三个月，陶普菲尔先生不用联合国的公用邮箱，而是用他个人的邮箱，给他又发来一封信，没有落款，没有邵雪民的名字。信上说：“亲爱的，我向你保证，你不会后悔的。”看着这封信，邵雪民当时非常感动，不要说陶普菲尔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就年龄而言，他也比他大好多了，而且在过了三个月后，他还记得这件事。这几样加起来，足以让他感动不已。他给他回了一封信，没有说接受还是不接受，只说他可以考虑，但条件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我的人格，你要给我三个月的交接期。”三个月到了，人事部门的人催着他去办手续，生怕他不去了似的。他们什么也没有要，包括简历，就给他办了手续。一天，人事部门的人说，邵先生，能告诉一下你的年龄吗？等他们知道了他的年龄时，他们惊讶得叫出了声：“啊，天啊，怎么这么年轻？”

        上任后，邵雪民就去见了一把手陶普菲尔，当时陶普菲尔差一点就成了德国的总统。见到陶普菲尔，邵雪民被他的真诚感动得差点儿掉下泪来，他说，“陶普菲先生，很高兴你选了我。你费了这么大的劲，空了七个月，请我出任这个职务，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对我有什么期望值吗？”陶普菲尔看了看邵雪民说，“你不应该这样问我，我既然选中了你，我就相信你的人格，相信你的职业能力。你到中国后，了解一下情况，自己制订一个联合国环境的规划战略，告诉我，看看联合国规划署能为中国做些什么。”听到这个话，邵雪民觉得自己的眼泪快要出来了，他对他的信任让他想都没有想过。邵雪民在中国工作过，他对中国是熟悉的，中国的很多领导只会告诉你去做什么，但决不会告诉你怎样去做。可是陶普菲尔先生却告诉了他应该怎么去做。陶先生当时还强调，你是全权授命大使，你可以代表我在中国做任何事情。

        陶普菲尔没有再说什么，可是，邵雪民却发言了，他说，你对我没有什么期望值，我可有两个条件，要是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去上任。第一个条件，你不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就不能说中国好。邵雪民说，中国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你不能我一说中国好，你就说我和中国穿一条裤子，我有能力判断哪儿是进步的，哪儿是需要改进的，如果你因为我说了中国的好，给我报上去，那我坚决反对。第二个条件，不能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说中国不好，一说中国不好，就好像我和中国、和中国政府闹僵了一样，我有足够的职业能力指出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否则，我就在中国没有说话的可能性。他的话让陶普菲尔特别赞赏。然后他就去看了第二把手，他笑着说“这个小孩真厉害”。

        邵雪民就这样走马上任了中国的代表，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任中国的官员。

        中国代表的大手笔

        邵雪民说，他有一个观点，联合国的人来到中国，不是寻找这儿好，那儿不好，到处去指责，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建设的角度，来和政府，和人民，包括新闻媒体、科研机构一起想办法，去帮助中国政府和更多的人，做生态方面的事。抱着这个观点，邵先生上任之后，便提出了三个新观点，

        一是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那时，你们可以指着让人做这个，做那个，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中国的司局长大多也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他们的英文比你们还好，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新，所以你首先必须学会倾听，你要听中国政府需要的是什么，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才是联合国的人努力去做的事。

        二是联合国和中国之间没有矛盾，因为联合国是政府组织，中国是成员国，两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联合国的人更多的是帮助中国，所谓帮助是人家让你帮你就帮，如果不让你帮你帮什么。所以，要充分地尊重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就是说要让中国人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而不是你联合国的人开车，中国人旁边坐着，这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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