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见余梳汶反倒是逐渐镇定起来，那老头反倒是有些底气不足，虽然古人蓄须，但是能留上这一头胡须还精心打理过的肯定不是普通村民。

        最多的就是写作“村霸”读作“乡贤”的恶人。

        这种人平时在村子里面欺男霸女，但是遇到外人却是会挑起普通村民“帮理不帮亲”的习惯，要是稍微讲究一些给这些村民喝口汤，村民绝对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症的觉得“老爷是个大善人。”

        可是这种人更害怕的是上一层的压迫，欺软则必然怕硬。

        与那母女的外地人不同，光是余疏汶的本地口音就让老头有些退缩。

        只是退缩归退缩，起码要讲究一个体面，不然以后就不好欺男霸女：

        “你们是什么人，这种事情凭什么归你管？”

        “我家是县录事家，这是余录事的嫡次子和嫡三子。”

        余家的护院和长工仗势不说欺人，起码炫耀还是会的。

        那老头一听是县衙的人立马就萎靡了，大鲁实行的是和唐朝中后期一样的“量出为入”的两税法取代了之前收取人头税的“租庸调”，实现了由按人头征税到按财产征税的进步，但是同时也是给予了州县更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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