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病体刚愈,回崇文院上班,听说此事后,甚觉舆论不公。
他觉得石介之论,并无过失。
“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
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
如此好义之士,不仅可为主薄,甚至可以直接做御史。
而作为石介的荐举者杜衍,却屈从皇帝的意旨,不敢站出来说话。
唯有他,连夜写下《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一文。
“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
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
正直之声,令人振聩发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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