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倡言事之风，甚至不惜开罪于年高德劭的前辈长者。

        庆历之时，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关注吏治腐败，而他关注的是财政痼疾，写下长篇论文《原弊》。

        他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以及“不量民力以为节”、“不量天力之所任”等等弊端。

        一时间辱骂之声如潮水一般袭来，但他无畏无惧。

        后来吕夷简诬告范仲淹等人结党，余靖、尹洙相继被贬，而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台谏官员们因为惧怕而缄默无语。

        尤为可气的是，左司谏高若讷还在某次聚会上高调非议范仲淹，认为罪有应得。

        他立即挺身反唇相讥，后又写《与高司谏书》一文。

        说实在的，在当时如此严峻的政治背景下，他很清楚这样一封书信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在文章的最后，他依然大义凛然而又语带讥讽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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