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三反五反”是指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前者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后者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注2：“四清”是指在1963年至1966年开展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客观地说，村级财务管理中出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到每个村可能都不一样，但其中具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或者说根本原因，那就是缺乏群众参与以及有效监督，没有很好地按照村民自治的要求，执行村级财务管理的各项制度，致使相关规定及制度成了墙上的摆设。

        最后，温铁军决定，针对“清村账”问题，让李昌平和我赴山东省聊城地区的刘庄乡搞一次调研。

        接下来，我们四人共进午餐，桂晓奇和我喝了不少酒，温铁军和李昌平滴酒未沾，他俩自称不胜酒力。

        4.

        这种调研活动显然会遇到来自“官方”某些人的阻力，或者叫“笑脸相待、消极应对”，因为不论调研结论的好坏，均会对他们的工作“不利”——若结论是好的，那么就需要总结经验、大力推广，就会打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明哲保身”的现状，就要积极带头到基层落实工作；若结论是坏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总结教训、追查责任，有人就有可能乌纱帽落地。

        况且，调研活动与新闻采访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后者因篇幅有限，可以仅就某个问题进行采访报道就行了，即便是做些官样文章也无伤大雅；前者则需要全面透视某一问题或现象，注重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用数据说话，注重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即“田野调查”，如果有“官方”陪同或引导，难免会出现“失真”的情况。

        最终，李昌平和我决定先直接进村走访群众。

        我们先来到一个曾经出过严重问题的村，主要采访了现任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他了解了我们的来意后，第一句话就是：“真是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据他介绍，这是个只有388人口、745亩耕地的小村，从1992年到1999年的四任村干部就不明不白地花掉村里100多万元钱。在1995年和1996年，纪检委先后来村查过两次账，都无功而返；在1998年，村民代表还自行查过一次账，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主要是纪检委来的人和村民代表都不懂账，查不到点子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被说情风、保护伞闹的，一到节骨眼上，如果没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做主，乡里乡亲的谁也不会太梗着脖子出头了。

        在随后的一系列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源头：1992年京九铁路动工到刘庄乡，全乡被占用耕地1100亩，加上出售土方的收入，沿线各村获得现金近1000万元。收入最多的村有160余万元，最少的也在50万元以上。村集体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可是，相应的措施和制度，比如“怎么管”、“怎么用”却没有跟上，不到5年时间，这些钱基本被花光了。看着奔腾在自己土地上的列车，农民的血也在奔腾，“钱怎么花了？还我们一个明白！”就成了刘庄乡广大群众的共同心声。由此，上访事件接连不断。也由此，村班子瘫痪了。

        据一位老资格的县宣传部的干部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的刘庄乡，可是个工作基础很好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好得很，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下坡路，主要问题就是出在村财务管理混乱上，导致人心混乱，干群关系恶化。

        其实，这种“钱多了反而不会管不会花”的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比较普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富裕的农村地区。而且，以后无论怎样深化改革，“让农民越来越富裕”势必是惟一的中心点，比如2006年实行的全面“取消农业税”，就是一项直接惠及全国农民的好政策。不过，农村地区的“财务账”不会也不能被取消，反而会因愈加富裕而亟需在管理上愈加改进与完善，包括与之相辅相成的“土地事”、“选村官”等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在另一个村调研采访时得知，上一任村支书因将村公款分别“借给”乡党委书记的爱人、乡人大主任、乡派出所所长，共计8500元，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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