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依然不同意我说的办法，他要亲自带着我进行实地调查。他有他的人生哲学，他有他的职业道德，他有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他的兵，我服从就是了，毕竟他比我老成，比我业务能力强。

        就这样，我和陈中华乘长途客车直奔淄博地区的李家村。

        当我们来到李家村所在的乡时，我就要给乡委宣传部打电话。

        其实，我知道在面对监督性质的采访要求时，宣传部门往往会以“灭火器”的形式出现。不过，这个案子就不同了，因为法院已经做出宣判，而是村委会拒不执行。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乡委、乡政府包括其属下的宣传部都应支持法院的判决，而且更乐于以新闻监督的形式支持法院的判决，进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否则，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形成了气候，他们也没法在下面开展工作了。即便是法院判错了，若由新闻监督予以扭转，他们同样可以有更大的周转空间。

        再说了，记者因采访被打、被抓也不是偶发事件了。就在我动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我们报业集团的一名记者到某市调查采访强征农民土地一事时，被当地公安强行扣留了。在新闻采访工作上，虽然我可以做到“天不怕，地不怕”，但也不能故意往枪口上撞啊，毕竟有当地官方保驾护航心里会踏实许多。

        对此，陈中华又提出不意见，对我说：“亏你想得出，如果宣传部门陪着咱们下去，被告以为是来‘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而原告以为‘官官肯定相护’，导致一方顶牛、一方不敢说话，怎么办？你跟我出来采访就听我的，一切责任我负。”

        我只得问：“那你说怎么办？”

        陈中华说：“咱们可以暗访，还可以打草不惊蛇嘛。也就是不论采访到谁，都说是来了解情况的，来听意见的。比如到了村委会，就说‘主要是来问问你们对法院的判决有啥意见，对于村民反映的问题有啥解释’。这样，一般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还会主动给咱们诉一诉‘委屈’。”

        “那好，我听你的。”我出于平时对陈中华的敬佩和信任，不再跟他较真。

        3.

        到李家村已经没有公交车路线了，我们只得租了一辆农用三轮车，一路“嘣嘣”着就进了村。

        需要说明的是，至我们进村采访的这一天，相关终审判决已经下达十个多月，村委会对判决书所标定的各项法律义务均未履行，也未受到司法部门的强制执行。

        我和陈中华先来到那块发生纠纷的耕地，只见满目杂草，还到处散落着玉米秸。村民看到有陌生人，陆续聚集过来，王丽芳和那3个跟她去过济南的村民也来了，又是感激地给我们道辛苦，又是连连地给旁边的人说：“他们是记者，是来调查问题的记者。”于是，村民们把我们围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反映情况。

        据村民们称，村委会将李永建等的麦苗铲压后，一直撂荒到第二年春天。此时，正值村委会上诉到上一级法院还未宣判阶段，却要将这片承包地重新发包给别人，李永建等人闻讯赶到田间，与正在丈量土地的村委会成员发生了肢体冲突，李永建受了伤，村委会成员也有挂彩的，致使此次发包暂时停止。然而，在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下达半个月后，村委会不仅不予执行，而且再次对这片承包地重新发包，为了顺利进行，甚至强行将李永建等人带离了现场，由此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新承包人种植了一季玉米后，几十亩耕地又被撂荒至今。至于再度撂荒的原因，有村民说是官司的事情闹大了，没人再敢承包这片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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