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辗转，我们找到了村主任的家。村主任有40岁左右，接人待物还是挺客气的。在做了自我介绍后，他开始心平气和地和我们交流，而且一一作答。

        提问在一步步地深入。关于那块耕地被撂荒的问题，他的解释是，村里准备用那几十亩地种法国梧桐树，只是还未种罢了。当我们问如何理解法院的判决书时，他有点带情绪地说，无论法院怎么判，他们不交承包费，村委会就不让他们种，就是法院把我们抓起来也是不让种，哪有不交承包费白种地的事？当我们说到法院判决要求村委会赔偿村民时，他说，村委会没钱赔，他们不交承包费哪来的钱？再说我们也不应该赔，就是不赔，随他的便，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们说，那可是中院的终审判决，即使想不通，也应该先服从判决。他说，它终审判了我们该不服还是不服，我们要继续呼吁。

        从村委会主任家里出来，陈中华决定到几十里外的县法院去采访办案法官。可是，我们租用的三轮车已经走了。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东张西望时，王丽芳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现身了，爽快地说：“上车吧，上哪儿我拉你们去。”

        听说我们要去找法官，王丽芳表示她有那法官的电话。我又提出既然有判决书了，那么打个电话核实一下就行了，但陈中华仍坚持要面对面采访。没二话了，王丽芳开着农用三轮车一路“嘣嘣”着赶到县法院，正是人家午饭休息时间。王丽芳便提出请我们吃饭，还说要好好谢谢我们。陈中华坚决不同意，紧接着就是一番拉拉扯扯地争执。处理这种事还是我在行，出面打圆场道：“不管谁请谁，反正咱得吃饭呀，要是AA制那就不好看了。这样吧，这顿饭我来坐东。”

        吃过饭，我们就坐在法院院外的一棵梧桐树下等，好不容易等到上班时间，进去一问，那法官出去办案去了。我们问什么时能回来？那法官的同事说：“下午能回来，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有事你们在电话上先说说？”陈中华说：“不用了，我们在这儿等吧。”

        一直等到快下班的时间，那法官才回来。我们向他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才问判决已经十个多月了，为什么没有执行？这位法官表示，一定要执行的，法院已向村委会发了两次传票，只是没有找到村委会负责人，我们也在考虑进行强制执行。

        听了这样的回答我很欣慰，不过，我对“没有找到村委会负责人”提出异议，并表示我们在今天上午就找到了村主任。那法官一下来了情绪，瞪起眼对我说：“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不相信我？我们既然判了，就要执行。再说了，执行问题是执行局的事，要走相关程序。”随即，他又缓和下口气说，“有些具体问题你们记者可能不清楚，有时候法院判是判了，不过执行局执行起来不一定积极，除了乡里乡亲的强制性执行起来难之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经费紧张问题。执行一个案子要出车出人，而上面给的经费十分有限……”

        这就是面对面采访的“好处”，正式采访有时很容易转化成聊天，被采访对象就会“借机”诉一诉苦，发发牢骚，或者聊一些采访提纲之外的事情。而这些“聊天”的内容往往就是症结的根本，如果是在电话中，就很难聊到这些。其实，我明白这个道理，而与陈中华的分歧主要是在步骤问题上，即针对这个具体的新闻事件，是先报道再面对面，还是先面对面再报道。当然，他是领导就要听他的，反正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

        王丽芳又开起农用三轮车“嘣嘣”着把我们送往乡政府，不过在离乡政府很远的地方就停下车，她对我们说：“我就不进去了，乡政府的人都认识我，让他们看见了不好。”接着，又小声说，“乡里一直给我做工作，想让我当村妇女主任，还动员我参加村委会竞选，我都没同意，家里喂着20多头奶牛，上有老下有小的忙不过来。再说，我也不愿意掺和村里的事。”

        “那好吧。”我抱拳谢过，随后跟着陈中华向乡政府走去。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副乡长，她自报姓名叫陈文，挺开朗的一个女干部，长得有点像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女主角静秋。谈起这个案子，她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驻那个村的包村干部，说实话，都是村里不会做工作造成的，当初村委会与村民因玉米大幅减产有了纠纷时，村干部若能多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也许问题不至于像后来这么僵。我认为，村委会强行铲除村民的麦苗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正说到这儿，镇党委副书记走进办公室，他说是听说记者来了，特意过来接待的，然后客套道：“书记、镇长都到县里开会去了，晚上能赶回来，到时专门接待你们。”接着，一脸不满地说，“你看这事闹得有点太离谱了，现在李家村村委会不仅要坚决履行法院的判决，还要从中吸取教训，当村官一定要依法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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