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队，”苏晴的声音严肃起来，“聋哑学校那边有个老师提到，刘建军最近半年经常在学校图书馆借书，全是关于……社会运动、民权、聋哑人历史的书。他还参加了一个线上手语读书会，主题是‘聋哑人的权利与抗争’。读书会的组织者，是李维民基金会赞助的。”

        又绕回李维民。

        “读书会的其他成员，名单能拿到吗？”

        “正在联系组织方，但对方很警惕，说要保护成员隐私。”

        “告诉他们，这是谋杀案和恐怖活动调查，不配合就申请搜查令。”

        “明白。”

        秦风放下相框，环顾这个简陋的房间。墙上贴满了儿子的奖状和图画，桌角有个小铁盒，上了锁。秦风小心撬开，里面是些零钱，几张旧车票，还有一封信，手写的，字迹工整但稚嫩：

        “爸爸，老师说下个月有手语演讲比赛，我想参加。题目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当警察，像电视里那样，抓坏人，保护好人。但老师说聋哑人不能当警察。爸爸，为什么聋哑人不能当警察？是因为我们听不见吗？但我们可以看，可以想，可以比手语。为什么不行？”

        信没有日期，但纸张已经泛黄。秦风想象着刘建军读这封信时的心情。一个想当警察的儿子，一个只能当清洁工的父亲。一个“为什么不行”的问题，可能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秦队，”秦雨打来电话，声音疲惫，“刘小飞那边问不出什么。孩子很害怕，一直比划‘爸爸是好人’。他说爸爸最近老是哭，晚上不睡觉，对着手机看视频，看的时候很生气，用手语骂人。孩子问他骂谁，他比划‘骂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

        “手机呢？刘建军的手机，能找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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