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罗梓只说了一个字，但分量极重。“但我有三个条件。第一，我要组建一个完全独立的、跨部门的‘创新特种小队’，成员由我在全球范围内自行招募和挑选，不受现有HR条框限制，薪酬和激励方式由我设计，直接对我负责。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寻找、催生、保护那些最疯狂、最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想法。第二，我需要一笔‘不计后果’的种子基金，额度不大，但使用完全自由，用于支持那些甚至无法通过‘灯塔计划’初审的、过于早期的、近乎异想天开的探索。这笔钱，可以打水漂，不需要任何短期回报承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要在‘破晓者’内部，建立一套‘创新豁免权’机制。经过我认可、符合特定条件的早期创新项目，在限定时间和资源内，可以暂时豁免部分公司常规流程（比如冗长的审批、僵化的预算制度、过于保守的风险评估），给予它们野蛮生长的空间。当然，豁免不是无限期的，到期必须接受严格评审。”

        韩晓几乎没有思考，立刻回答：“全部同意。‘创新特种小队’的编制和预算，单独列支。种子基金，我马上让沈默和你对接额度。‘创新豁免权’机制，你在一周内拿出具体方案，我们上会通过，作为集团正式制度下发。欢迎回家，罗梓。”

        “家？”罗梓在屏幕那头愣了一下，随即自嘲地笑了笑，但眼神深处，有一丝极难察觉的波动，“这个词有点重。不过……我接受这个挑战。看看我们这群‘老家伙’，加上点硅谷的‘野路子’，能在这个新‘破晓者’里，搞出点什么名堂。”

        一个月后，罗梓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他标志性的黑色双肩包，出现在了“破晓之地”园区。 他没有选择任何一栋现有的核心办公楼，而是让人在园区相对安静的东北角，将一栋原本用作仓库的两层旧厂房改造了一番。裸露的红色砖墙被保留，内部打通成开阔的挑高空间，墙壁被刷成可随意涂写的白板墙，家具是清一色的可移动拼接模块，角落里散落着乐高、3D打印机、 VR设备以及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电子元件。这里没有固定的工位，没有层级分明的办公室，只有几个用玻璃简单隔出的电话间和冥想室。门口连个正经牌子都没挂，只贴了张手写的纸条，上面是罗梓飞扬的字迹：“破晓者-X实验室（X-Lab）”。

        这个“X-Lab”，就是罗梓的“创新特种小队”大本营，也是他向“破晓者”注入创新基因的第一块试验田。他招募的第一批成员，堪称“怪才”大集合：有痴迷于用AI生成音乐并试图破解“情感算法”的前哲学系博士；有在车库DIY出微型核聚变装置（当然只是极其简陋的原理验证模型）而被大学劝退的物理天才少年；有擅长用游戏化思维重构复杂工作流程的顶级产品经理；甚至还有一位背景神秘、自称是“社会动力学与组织熵减专家”的顾问。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思维极度活跃，不按常理出牌，对某个或某几个领域有近乎偏执的热爱，并且在常规大公司体系中几乎无法生存。

        罗梓给X-Lab定下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军规”是：“这里没有‘不可能’，只有‘还没找到方法’。你们的任务，就是去找到那些被‘不可能’掩盖的‘可能’，然后用最快、最糙、但最有效的方式，把它‘证伪’或‘证实’。不要追求完美，追求验证速度；不要害怕冲突，害怕思维一致；不要迷恋流程，迷恋真实结果。”

        很快，X-Lab就成了“破晓者”园区里最奇特也最富争议的存在。这里经常在深夜依然灯火通明，传出激烈的争吵声、突然爆发的笑声或诡异的音乐声。他们的工作方式也令人瞠目：没有周报月报，只有随时更新的“狂想日志”和“验证看板”；没有正式会议，只有即兴的“白板风暴”和“走廊辩论”；项目可能始于一个荒诞的玩笑，也可能源于对某个成熟产品极端的“憎恶”。他们似乎对集团既定的三大战略方向毫不在意，却又总能从某些刁钻的角度，提出让深瞳的研究员、晨曦科技的产品经理都为之侧目的尖锐问题或奇特思路。

        起初，质疑和不适是难免的。 深瞳的一些资深研究员认为X-Lab“不务正业，浪费资源”，搞的都是“民科式的胡思乱想”。晨曦科技某些习惯了规范流程的产品“部落”领袖，对X-Lab那种“先开枪再画靶子”的混乱工作方式嗤之以鼻，认为会破坏公司的“严谨文化”。甚至连沈默，都对罗梓要求的、几乎不受监管的“不计后果种子基金”的使用方式，表达了财务上的谨慎担忧。

        面对这些，罗梓的应对方式简单粗暴：“用结果说话，用碰撞融合”。

        他定期举办“X-Lab开放日”，邀请全集团任何人（从保洁阿姨到韩晓本人）来参观，来看他们正在“胡搞”什么，并接受任何人的“灵魂拷问”。他鼓励X-Lab成员主动“入侵”其他部门，去“深瞳”听最前沿的学术报告，去“晨曦科技”参加产品评审会，去“晨曦资本”旁听投资决策会，然后带着一堆“为什么不能……”和“如果……会怎样”的问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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