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罗梓亲自推动了几项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创新基因”植入工程：
第一，推行“第一性原理”工作法。 在集团内网开设专栏，亲自撰写和推荐文章，讲解如何抛开一切行业惯例和思维定势，回归事物最基本的物理定律、逻辑基础和真实需求，去重新思考问题。他要求X-Lab的每个项目，都必须从“第一性原理”开始推导，并鼓励其他部门在遇到瓶颈时也尝试使用。起初很多人不习惯，觉得浪费时间，但渐渐地，一些团队发现，这种方法往往能打破僵局，找到出人意料的新解。
第二，引入“快速试错，小步快跑”的硅谷创业文化。 他在集团内部推广“最简可行产品”（MVP）和“A/B测试”思维，鼓励任何新想法，不要追求大而全的完美方案，而是先用最小成本、最快速度做出一个“糙快猛”的原型或试点，丢到真实场景中去测试、去获取反馈、去快速迭代甚至快速放弃。他甚至在园区里搞了个“失败案例博物馆”，陈列X-Lab和其他部门那些“光荣失败”的项目遗物和教训总结，并定期举办“失败者分享会”，奖励那些“最富启发性”的失败。这在强调“一次做对”的传统工程师文化中，掀起了巨大波澜，但也悄然改变了很多人对风险和失败的态度。
第三，创立“黑客马拉松+”模式。 这不是普通的编程比赛，而是罗梓精心设计的、高强度、跨领域、问题导向的创新冲刺活动。他会选择一个具体的、棘手的、通常是跨部门的实际问题（比如“如何将深瞳的某项前沿算法，以极低成本应用到晨曦科技的某个边缘产品中，并产生十倍体验提升？”），然后召集来自深瞳、晨曦科技、晨曦资本甚至被投公司的志愿者，在4时内，封闭开发，交出可演示的解决方案。奖励丰厚，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板块、不同专业背景员工之间的深度交流与碰撞，许多后续正式合作的项目雏形，就诞生于这种混乱而高效的“黑客松”中。
改变是潜移默化，却又是真切发生的。 几个月后，人们开始发现一些不同。
深瞳研究院那位痴迷“情感算法”的哲学博士，在一次与脑机接口项目组的跨界交流中，他提出的关于“意识碎片与信息编码”的古怪理论，意外地为解决某类神经信号解码的噪声问题提供了全新思路，促使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项目组开始了正式合作。
晨曦科技某个“部落”的产品经理，在参加了X-Lab的“第一性原理”工作坊后，对他负责的智能家居中控设备产生了“灵魂拷问”：“用户真的需要这么多复杂的按钮和菜单吗？控制一个家的最基本、最直觉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他带领团队回归到“光照、温度、安全、氛围”这几个最根本的需求，抛开现有技术路径，重新设计交互逻辑，最终催生了一款极简、易用、广受好评的新产品原型，而这个原型，又反向刺激了深瞳在自然交互方面的基础研究。
更令人惊讶的是罗梓亲自操刀的一个“野路子”项目。他注意到集团在“可持续未来”战略中，关注新能源和环保技术，但大多是从生产和供应的角度。他提出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用技术，让每个人，哪怕是最普通的市民，都能直观地、甚至有趣地参与到环境改善中，并立刻看到自己的微小行动带来的变化？” X-Lab的一个小团队，用了很少的预算，开发了一款名为“绿色神经元”的移动应用原型。它利用手机传感器和简单的AI图像识别，鼓励用户拍摄并识别生活中的环保行为（如垃圾分类、关灯节电、选择公共交通），并将其量化为个人的“减碳点数”，这些点数可以虚拟种植一棵树，甚至可以小额兑换成对真实环保项目的捐赠。这个应用没有任何直接商业回报的承诺，设计也相当粗糙。但当罗梓把它展示给韩晓、苏晴，并讲述其背后“联结个体行动与宏大目标，让可持续变得可感知、可参与、有趣味”的理念时，韩晓立刻看到了其巨大的社会价值和潜在的品牌影响力。这个原本出自“不计后果种子基金”的“胡闹”项目，被迅速升级，获得了更多资源，与晨曦科技的产品线整合，后来甚至衍生出一个独立的、专注于“公民科学”与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子品牌。
罗梓带来的，远不止几个新奇的点子或项目。 他带来的，是一整套关于如何激发和保护创新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文化氛围。他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扩散到“破晓者”的每一个角落。他让“探索”和“试错”从高高在上的口号，变成了许多团队敢于尝试的具体动作；他让跨部门协作从艰难的行政协调，变成了许多员工自发寻求的乐趣；他让“挑战常规”从需要勇气的冒险，变成了一种被鼓励甚至嘉奖的聪明做法。
深瞳的研究员开始更主动地思考自己研究的潜在应用场景，甚至自己动手做简陋的原型；晨曦科技的产品经理在规划产品时，会下意识地问“这是不是第一性原理下的最优解？”；晨曦资本的投资经理在评估项目时，除了财务模型，也会加入“团队创新文化评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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