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区的困境是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死局，绝非兴宁那种单一维度的经营难题。在这里，单纯推行国企产权改革，亦或是强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异于隔靴搔痒，根本无法触及病灶。

        问题早已扎堆，甚至可以说，已经彻底打成了死结。

        在兴宁，一家企业不行，换个厂长，给点资金，搞个新产品，或许就能起死回生。但在大西区，这一套行不通。

        这片不足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企业密度高得令人窒息。几百家大中型工厂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起，高耸的烟囱与低矮的家属楼交错混杂，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犬牙交错。

        道路狭窄拥堵，大型货车进出维艰，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更为致命的是，这里的基础设施大多还是几十年前苏联援建时期的底子，地下管网早已锈蚀老化，跑冒滴漏严重，电力负荷更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需求。

        很多企业，即便江振邦能利用兴科集团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将它们从ICU里救回来，但受限于逼仄的地理空间，它们也根本无法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

        再加上数不清的退休职工、沉重的“企业办社会”负担、盘根错节的三角债链条……

        这根本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或者什么体制问题。

        这是城市规划出了大问题，是产业布局到了寿终正寝的阶段，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都已经坏死。

        在这种环境下搞改革，就像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上修补漏洞，补好一个，旁边又漏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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