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我就被吵醒了。

        不是闹钟，也不是人喊，是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像是有人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到了最大——摩托车从楼下轰隆隆地开过去，排气管破了个洞，声音炸得像打雷；早点摊的铁皮棚子被推开，哗啦哗啦地响；有人在吵架，用的是粤语，我听不懂，但能从语气里听出火气；还有鸡叫，不是一只，是很多只，此起彼伏，像是在进行什么比赛。

        我睁开眼，看到的是铁皮屋顶。锈迹在晨光中看得更清楚了，黄褐色的，一圈一圈，像地图上的等高线。屋顶的角落有个地方在滴水，滴答、滴答、滴答，节奏很慢，但每一滴都准确地落在地上的一个搪瓷盆里。搪瓷盆底已经积了一层水，锈黄色的，映着头顶的铁皮。

        我坐起来，铁架床嘎吱一声惨叫。上铺没有动静——我爹已经走了。他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尾，像一块豆腐干。被子旁边放着一张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

        “元良，我去上班了。锅里有粥，灶台上有咸菜。别乱跑，等我回来。有事打我电话。137XXXXXXXX。——爹”

        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有些笔画还写错了，涂改过。我爹小学都没毕业，能写这么多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看了看那张纸条，把它折好，塞进口袋里。

        然后我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

        昨晚天黑，看得不清楚。现在天亮了，一切都暴露在光线里——不是那种明亮的、让人舒服的光线，而是一种灰蒙蒙的、从铁皮缝隙里漏进来的光线。铁皮房没有窗户，所谓的“天亮”，就是铁皮墙的缝隙里透进来的那一点光。

        房间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我站在房间正中央，伸开双臂，左手能碰到铁皮墙，右手能碰到铁架床。往前走三步是门，往后走三步是墙。整个房间，大概就是落雁坳堂屋的三分之一大。

        铁皮墙上钉着几颗钉子，挂着东西——一件工作服、一条毛巾、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几个馒头，已经干了，表面裂开了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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