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落雁坳到深圳，我走了三天两夜。

        第一天凌晨四点，我从镇上坐上了去县城的中巴车。中巴车是那种破得不能再破的老式客车，车身锈迹斑斑，座椅上的皮革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车里塞了二十多个人，过道上堆满了编织袋和蛇皮口袋，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晕车药的味道。

        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摇摇晃晃地开了六个小时。每过一个弯，车身就嘎吱嘎吱地响，像是随时要散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一路上都在打电话——“货发了吗？”“款到了没有？”“我跟你说，这个单子一定要拿下！”——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话。一路上摇的昏昏欲睡，肚里翻江倒海。

        下午两点，中巴车到了县城。县城叫辰溪，坐落在沅江边上，比落雁坳大了不知多少倍。我没有时间多看，直接去了火车站。

        辰溪火车站很小，只有两个站台，候车厅里挤满了人。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背着编织袋，穿着旧衣服，脸上带着一种既期待又茫然的表情。他们是去外地打工的。去广东、去浙江、去江苏。去工厂、去工地、去餐厅。

        这是2000年代最后几年的事。打工潮正猛，村里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出去了。留在家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

        我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没有座，站票。六十七块钱。我把钱递进售票窗口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这几乎是我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一。

        火车是晚上七点的。我提前两个小时进了站，在候车厅里找了个角落蹲着。编织袋放在地上，当凳子坐。周围全是人，说话声、哭闹声、广播声混在一起，我静静地像别人一样，慢慢的直接躺在地上眯会儿。什么脏不脏的无所谓了。

        七点整，火车进站了。

        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站台。我被裹挟在中间，脚不沾地地往前移动。到了车门前，我才知道什么叫“挤”——不是走上去的，是被人推上去的。前面的往里挤，后面的往前推，中间的被夹成肉饼。

        车厢里更挤。过道上站满了人，厕所门口也站满了人，连座位底下都躺着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角落，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靠着车门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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