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顿的脸色微微沉了下来，他连续两次在具体技术交锋中被对方以清晰的逻辑和更扎实的技术背景化解。

        他感到必须拿出更具压迫性的姿态，并试图将话题引向可能对己方有利的、关于“发明构思”的时间线。

        他上前一步，声音提高，带着明显的质疑语气：“沈先生，你一再强调具体实现与抽象概念的区别。那么，让我们回到最核心的‘发明构思’本身。我的客户在2001年提交这些专利申请时，其所构想的模块化、消息通信、安全隔离的移动操作系统架构，在当时难道不是极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吗？难道市场上存在一个完整的、公开的、如专利所描述的移动操作系统吗？”

        他试图引导沈墨华承认对方专利在“构思”上的“独创性”，为后续辩论留下空间。

        沈墨华静静地听他说完，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了然的光芒。

        对方终于主动将话题引向了“发明构思”的时间点和公开性——这正是他等待的，将那份关键“前案”证据引入法庭辩论的最佳时机。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微微侧身，再次面向法官，语气沉稳而郑重：“法官阁下，要客观评估一项专利技术在申请日时的‘前瞻性’或‘创新性’，最可靠的方式，是与**申请日之前已经公开存在的技术知识**进行比对。”

        他略微停顿，目光扫过韦斯顿，然后清晰地说道：“事实上，在1998年，也就是早于涉案专利最早申请日超过三年，已经有一份公开的技术文献，详细描述了一种与涉案专利核心构思高度相似的移动设备操作系统架构模型。”

        此话一出，法庭内出现了极其细微的骚动。

        原告席上的律师们交换着震惊和不安的眼神，韦斯顿的瞳孔猛地收缩，他显然知道对方指的是什么，但没料到沈墨华会在交叉询问中主动、如此直接地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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