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中旬,重庆,罗家湾十九号。
余则成走进戴笠办公室时,后背的衬衫已经黏在了皮肤上,又湿又沉。
这不是因为山城七月的暑热。
事实上,办公室里美国产的冷气机正发出低沉的嗡鸣,空气凉得像深秋的井水。
真正的寒意,源自内心。
他清楚,这一次召见,将决定他未来数年,乃至一生的命运。
“报告!”
余则成在门口立正,嗓音不高,却像一颗石子投入静水,每个字都清晰地荡开。
戴笠正俯身在一幅巨大的津塘港区地图上,闻声并未抬头,只随意地摆了摆手。
“进来,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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