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经伦放下邮件，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光城中央商务区的天际线，玻璃幕墙反射着下午的阳光。他五十一岁，身材精瘦，白大褂敞开着，露出里面的浅灰色衬衫。戴一副半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习惯性地眯着，像在测量某种距离。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做这种“加急”手术，是十一年前。

        那时他刚升副主任医师，独立带组不久。儿子查出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做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手术费八万，加上术后康复，至少十五万。

        他当时月薪一万二，加上奖金不到两万。十五万是他大半年的收入。

        但儿子等不了。

        那天晚上，儿子躺在床上，嘴唇发紫，呼吸急促。妻子坐在床边，眼睛红肿。

        “老郑，不能再拖了。咱爸那边能借的都借了，还差五万。”

        郑经伦摸着儿子的头，没说话。

        第二天上班，一个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经理来办公室找他。那人姓周，四十多岁，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郑主任，听说您儿子需要手术？这是我们公司的一点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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