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当其冲的便是土地确权的难题。

        西北常年战乱，城池残破，官府存档的田册早已在战火中焚毁殆尽，多数土地沦为无主荒地。

        流民垦荒时，自然择优而种，可如今不少原主后裔从外地返乡，手持残缺不全的旧契，便要索要祖产。

        那些旧契，或是地界模糊，或是字迹残缺，真伪难辨，而流民已耗费数月辛劳开垦荒地，倾注了心血与希望，自然不肯轻易退让。

        双方争执不下，甚至大打出手，铁铉虽设了仲裁所调解，却因缺乏明确的田册佐证，往往难以服众，清丈工作屡屡陷入停滞。

        更棘手的是西北土地类型繁杂，戈壁、沙漠、盐碱地与熟地交错分布，地力差异极大。

        朝廷原定的“三等田征税”制度，在西北根本难以精准推行。

        有些垦荒田看似连片，实则地下多石、缺水贫瘠，收成不及熟地三成；而有些熟地因战乱抛荒多年，地力衰退，需数年耕作方能恢复。

        官吏丈量时，百姓对田等划分争议极大，贫苦流民怕定高田等加重赋税，多虚报地力；少数趁机占田的豪强，则暗中贿赂官吏，将劣田定低等、良田定中等，妄图逃税。

        加之西北地域辽阔，山川阻隔，许多垦荒田地处偏远，官吏往返需数日，清丈效率极为低下，数月间仅完成西安府周边三县的田亩清册，其余府县仍深陷僵局。

        更让朱高炽忧心的是军屯与民垦的地界之争。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