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冯·施特劳斯博士在他六十七年的人生中，评估过一百一十三家全球顶尖科技企业的数据伦理体系，撰写过四十七份具有行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走廊里，人们称他为“数字良心的守夜人”。

        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此刻他站在龙胆科技十六楼的“世界文化长廊”尽头，面对着一面被临时改造成作战指挥中心的落地玻璃墙，手里握着一杯已经不冒热气的咖啡，沉默了很久。

        这已经是评估小组进驻的第二十五天。

        二十五天里，他行使了十九次“叫停权”。每一次，都被满足。

        第一次是在第一天的产品讨论会上。他叫停了那项根据用户行为预测兴趣的内容预加载功能。按照他的预想，这家公司应该会像他过去见过的那一百一十三家企业一样——礼貌地点头，然后在他离开后悄悄恢复原状。

        但那个叫姚浮萍的技术负责人，在他叫停后的第三小时，就带着一整套修改方案来找他了。

        “施特劳斯博士，”姚浮萍把平板推到他面前，没有任何寒暄，“我们重新设计了预加载机制：不再基于单个用户的完整行为轨迹，而是基于同类用户群体的脱敏共性数据。误差率从4.7%上升到6.2%，但隐私暴露风险从**险降至可忽略级别。”

        施特劳斯看着那份方案，第一次感到某种久违的意外。

        “你们什么时候改的？”

        “您叫停之后。”姚浮萍看了眼腕表，“两个小时五十分钟。技术部抽调了七个人，产品部给了四个需求顾问，法务部同步审核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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