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符合常规决策流程。”

        “是的。”姚浮萍承认，“所以我自己拍板的。如果出了问题，责任我来承担。”

        施特劳斯摘下老花镜，用绒布缓缓擦拭。

        他想起三年前，在硅谷那家市值万亿美元的巨头公司。他叫停了他们计划在全球推广的“情感识别”广告系统。首席技术官礼貌地感谢他的意见，然后礼貌地送他出门，礼貌地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周，悄悄启动了系统部署。

        后来他才知道，那家公司的“伦理委员会”只是一个公关部门的下设机构，全部预算还不够给法务总监买一辆新车。

        “姚女士，”施特劳斯重新戴上眼镜，“我查阅了你在《数据伦理前沿》上发表的论文。你主修的方向是算法效率，不是伦理。”

        “所以呢？”

        “所以你为什么要花三个小时改一套被叫停的方案？”

        姚浮萍沉默了几秒。

        “因为，”她说，“我弟弟入行是我带进来的。他第一次独立写的代码里有个死循环漏洞，我骂了他三天。后来他把那段代码贴在自己的工位挡板上，写了张便利贴：‘浮萍姐在此处抓获漏洞一枚，缴获时长三小时’。”

        施特劳斯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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