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很平。

        “后来没用上。”她翻过那页，“龙胆草发现我家人的情况，派人去保护了。我没法告诉他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保护，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从我第三次加班胃疼、他路过茶水间顺手放下一盒苏打饼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施特劳斯摘下眼镜。

        他想起三十五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这个领域的初衷。那时他在慕尼黑大学做访问学者，参加一场关于“计算机时代隐私边界”的小型研讨会。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

        “我们这一代人，以为隐私权就是知情权和选择权。但有一天你们会发现，真正的隐私权，是你愿意把某些事告诉某人，不是因为制度逼迫你，不是因为合同约束你，而是因为你相信他。”

        老教授叫赫尔曼·金泽，后来成为施特劳斯的博士生导师。他去世前三个月，在病房里还问施特劳斯：“你找到那种信任了吗？”

        施特劳斯没有找到。

        他做了三十五年数据伦理研究，从慕尼黑到日内瓦，从硅谷到新加坡。他见过无数精致的制度设计、完备的法律条款、华丽的道德承诺。但他从未找到金泽教授说的那种信任——那种你愿意把窗帘拉开、不是因为别无选择、而是因为相信窗外的人不会伤害你的信任。

        此刻他坐在龙胆科技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看着一个曾经窃取公司机密的年轻人，翻开一本磨损的笔记本，把那些本该永远封存的记忆一页一页摊开。

        他忽然想，如果金泽教授还在，他会怎么说。

        第十九天，施特劳斯旁观了一次“决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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