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两个小时后，他又召见了周佛山。

        与见陈博公时的正式不同，这次会面多了几分随意。周佛山是汪填海“和平运动”最早的核心成员之一，两人相识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有着二十余年的交往。

        “佛山，”他示意妻子将一个紫檀木匣端到周佛山面前，“这里面是我的印信和一些重要文件的副本，你且收好。”

        “博公主持全面工作，但财政和与日方的沟通事宜，还需你多费心。你们二人，当同心协力，共渡时艰。”

        周佛山瞬间明白，这是要他与陈博公相互制衡。

        陈掌政务，他掌财权。陈在前台，他在幕后。如此安排，二人谁也无法单独掌控全局，必须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

        周佛山接过木匣，“佛山明白，定不负先生所托。”

        随后，汪填海又签发了数道手谕，进行关键职位调整。

        他将亲信杨揆提拔到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一职，同时伪海军部长、空军司令等要职亦皆由汪系嫡系接掌。

        此外，他还在病榻上会见了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大将，双方达成协议。在他离开期间，伪政府的所有军事调动、将领任免，必须经日本军方同意。

        而日本军方的相关意见，需同时抄送他知悉。

        此举名义上是尊重其“领袖”地位，实则是汪填海试图在日方与伪政府之间，保留最后的信息渠道与象征性的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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