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粥的余温，在我身体里盘桓了整整两天。

        它不像沈恪偶尔流露的、转瞬即逝的温和，更像一种无声的渗透，缓慢地瓦解着我内心冻结的冰层。我开始不那么害怕这座空旷的公寓，甚至会在阳光好的下午，抱着速写本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画窗外流云，或者只是发呆。

        沈恪依旧很忙，但我们之间那种无形的、紧绷的弦，似乎松弛了微不可查的一毫米。他不再仅仅用“日程表”和“准则”与我沟通，偶尔会在早餐时提及一两句无关紧要的，比如天气，或者某条不痛不痒的财经新闻。我大多只是听着，偶尔点头，或应一声“嗯”。

        但这种平静，像暴风雨前的假象。

        这天下午，我正在画室修改一幅关于深海与光的画稿，手机震动起来，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接通。

        “媛媛吗？我是爸爸……”王建国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带着显而易见的局促。

        我的心微微一沉。“有事？”

        “我……我没别的意思，”他急忙解释，“就是，你奶奶这两天身子不太爽利，念叨你……你看，方不方便……回来看看她？就一会儿……”

        奶奶……

        这两个字像最柔软的钩子，精准地勾住了我心底最无法硬起的那块地方。我可以对王建国冷硬，却无法对那个给予过我短暂温暖童年的老人狠下心肠。

        “……地址发我。”我最终哑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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