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金口已开,迎接太子凯旋的超高规格便成了既定国策,再无转圜余地。
詔令迅速通过中书门下颁行。
“遣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为正使,中书令岑文本为副使,率三省五品以上官员,出开远门外十里长亭迎候”,“太子卤簿可按最高规格配备”,“京城百姓可沿街观瞻”等具体条款公之於眾。
整个长安官场仿佛被投入一块巨石的深潭,表面的平静瞬间被打破。
底下潜藏的各种力量与情绪激烈翻涌。
翌日清晨,李世民的御案上便已堆起了两摞明显高出往常的奏疏。
一摞以恭贺、讚颂为主,另一摞则透著显而易见的忧惧与諫諍。
支持者多来自与东宫关联渐深的新晋官员、部分军中將领以及一些敏锐察觉到风向变化、意图提前下注的中下层官吏。
他们的奏疏辞藻华丽,盛讚陛下“赏罚分明,恩威並济”,称此举“上慰功臣之心,下安黎民之望”,是“明君贤储,千古佳话”。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太子如日中天声望的认可与拥戴。
然而,反对的声音更为尖锐,也更能触动李世民那根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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