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几位以刚直或者说恪守礼法近乎刻板闻名的御史,引经据典,措辞激烈。
他们並非直接攻击太子,而是將矛头直指仪制本身。
“太子虽功高,然终为人臣。礼者,天地之序,君臣之纲。今陛下以近乎人主之礼待储君,是乱序坏纲之始也!”
一份奏疏如此写道。
“恐开僭越之端,启骄矜之心,非国家之福。臣恐后世史笔如铁,记陛下以私情乱国法!”
另一份来自某位儒学大家的奏章则从道德层面迁回进諫。
“《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储君之功,在於疆场,然其德其行,仍需陛下时时训导,朝野时时匡正。”
“今若以过隆之礼待之,是重其功而轻其德,恐使其渐生懈怠,疏於自省。”
“昔汉武帝宠卫霍,虽拓边万里,然內帑空虚,吏治渐弛,前车之鑑,不可不察。”
更有些奏疏,隱隱指向东宫势力膨胀可能带来的威胁。
“太子近臣,多出寒微,或有才具,然少受圣贤正道薰陶,行事往往急功近利,不循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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