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〇六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十一月的第一场雪降临时，老弗里茨正在书房里给儿子讲课。说是书房，其实不过是庄园二层一个向阳的房间，摆着一张橡木书桌、两把椅子和一个快要空了的书架——大部分藏书都在秋天被玛丽卖掉了，换来的钱买了过冬的粮食和柴火。

        窗外，雪花正无声地落在荒芜的田野上。往年的这个时候，地里应该还有没收完的冬小麦，佃农们会在雪前最后忙碌几天。但今年，地是荒的。年轻人都被征去当兵了，剩下的老弱妇孺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还有力气耕种？

        “父亲，”弗里德里希的声音把他从恍惚中拉回来，“这一段我不懂。”

        老弗里茨低下头，看着儿子摊在桌上的那本书。那是他父亲留下的遗物之一——一本一七四〇年出版的《普鲁士军制》，扉页上还有他曾祖父的签名。书页已经泛黄发脆，边角被弗里德里希的小手翻得卷了起来。

        “哪一段？”

        “这里。”弗里德里希指着其中一行，念道：“‘士兵之荣誉，在于绝对服从命令；军官之荣誉，在于至死捍卫阵地。’可是父亲，如果命令是错的，也要服从吗？如果阵地守不住，也要至死捍卫吗？”

        老弗里茨沉默了。

        如果是半年前，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命令就是命令，阵地就是阵地。军人的天职不是思考，而是执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就是这样打胜仗的。

        但现在，他的左腿膝盖以下只剩下空荡荡的裤管。耶拿战场上的景象，那些成片倒下的、保持着整齐队形至死不退的士兵，日日夜夜在他脑海里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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