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一六年十月，柏林。

        弗里德里希站在窗前，望着菩提树下大街上的落叶。秋风吹过，卷起一地金黄，打着旋儿掠过那些缓慢行走的马车和行人。天空是灰白色的，像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

        六年了。他从柯尼斯堡来到柏林，已经六年了。

        身后的书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那是他今天要处理完的工作——各邦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关税申诉、运输许可。他在普鲁士内政部贸易司担任一名低级文官，负责协调新成立的“关税联盟”相关事务。说是“联盟”，其实还只是普鲁士自己的几个省之间的小范围联合，其他邦国还在观望。

        敲门声响了。

        “请进。”

        门推开，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叠文件，脸上带着惯常的殷勤笑容。

        “瓦尔德克先生，这是巴伐利亚商会的申诉材料。他们又说我们的过境税太高了。”

        弗里德里希接过文件，翻了几页，苦笑了一下。

        “又是那个约翰·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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