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加快脚步走过来。年长的那个五十左右，鬓角花白，看了我一眼，又看王姨。

        “怎么回事？”他问。

        “他在旧馆三楼女厕烧东西。”王姨说，“火柴还没熄干净，地上全是灰。我怀疑他在搞封建迷信活动，甚至可能是邪教仪式。”

        “我没有。”我说。

        “那你烧什么？”年轻保安问。

        “一份文件。”

        “什么文件不能交档案馆？非要点火烧？”

        我没说话。说了他们也不会懂。就像没人相信一个小女孩溺亡在地铁隧道里，只因为她丢了一双红鞋；没人相信一个老师死后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是因为最后一份试卷没打完分。可我见过，我做过，我知道它们是真的。

        “我们先去保卫处录个情况。”年长保安说，“同学，配合一下。”

        我点头。

        王姨没走。她站在原地，看着我，眼神复杂。像是恨我多事，又像是怕我真的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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